1926年11月，一个枫叶飘零的晚秋，蒋介石仍在南昌北伐军总司令部的办公室里来回踱步。此时，他的心情焦虑而纠结。北伐大军越是逼近上海和南京，他的心情就越是忐忑不安。

    在军事上，蒋介石打得顺风顺水。自1926年7月广州誓师北伐以来，大军一路高歌猛进。“打倒列强除军阀”的革命旋律响彻中华大地，轰轰烈烈的国民革命浪潮迅速席卷大江南北，貌似强大的北洋军阀兵败如山倒，北伐军只用了三个月的时间就打到了武汉，摧毁了军阀吴佩孚的武装力量。随后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也从广州迁到武汉。紧接着在11月，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率部从两湖地区攻入江西，打败了另一个军阀孙传芳，连克九江、南昌，兵锋直指南京、上海。

    但是，在政治上，局面对蒋介石却非常不利。他最主要的政治对手汪精卫到了武汉。自从1925年孙中山去世以来，汪精卫以总理继承人自居，在党内政治势力雄厚，再加上苏联的政治、军事和金钱的背后撑腰，俨然成为国民党的主要领袖。汪精卫在武汉与地方实力派唐生智建立同盟，再加上对蒋介石深怀敌意的苏联顾问鲍罗廷，武汉已成为国民党内部反蒋的核心。此时，大部分的国民党中央委员都已到了武汉，政治权力已被汪精卫主导。汪精卫三番五次催促蒋介石速来武汉，蒋介石陷入了深深的困境。去武汉，则自己很可能被架空，不去，就有自绝于党国的危险。更何况，他的北伐大军每天都要耗用大量粮饷，而财权并不在他手上。战场上打得再顺利，如果武汉切断他的财源，他的北伐大军将会立刻丧失战斗力。

    蒋介石的理想就是借北伐统一全国，继而成为中国的恺撒。要命的是，他不得不依赖苏联的金钱来实现自己的理想，而卡住他金融命脉的正是斯大林在中国的眼睛和左右手——鲍罗廷。“中山舰事件”之后，他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共产党在广州的势力，但为了苏联的武器装备和金钱，为了他统一中国的大业，他不得不暂时隐忍。

    当五四运动爆发时，蒋介石受到强烈震撼，他在日记中写道：“此乃中国国民第一次之示威运动，可谓破天荒之壮举……民气未馁，民心未死，中华民国当有复兴之一日也。”当1925年6月23日，广州群众支持香港工人大罢工，举行示威游行经过英国租界附近的沙基时，英军悍然屠杀游行群众50余人，伤170余人，酿成“沙基惨案”。蒋介石闻讯在日记中写道：“国势至此，不以华人之性命为事，任其英贼帝国主义所惨杀，闻之心肠为断，几不知如何为人矣！ 自生以来，哀戚未有如今日之甚也。”愤怒的蒋介石在其日记中每日写下一条仇英德的“愤青”口号，多达百余条：“英虏皆可杀！英仇可忍耶！英夷不灭非男儿！ 汝忘英虏之仇乎？英番不灭革命不成！……”【1】蒋介石不仅反英，而且对美、法等国也抱有警惕的态度，“英番可灭，美、法亦不可玩忽”。1926年，他曾严厉批评美国的外交政策，“痛诋美国外交政策之错误及其基督教之虚伪”。

    蒋介石不仅对列强充满愤怒，对洋买办阶层也十分憎恶，痛恨他们帮助洋人控制中国经济命脉。“洋奴之可恶，不止于此。凡在租界、公署及洋立公司之洋奴，皆可杀也。”

    历史充满怪异之处就在于，谁能想到中国最大的官僚买办阶层的总头目蒋介石，居然骨子里痛恨他所依赖的那些势力！荒诞但顺理成章的是，作为一个把个人权力放在首位的政治家，理想是从属于现实的，他非常清醒地认识到谁能给他带来权力。当苏联可以利用时，他就利用苏联的金钱和武器来实现北伐和统一，巩固和强化自己的权力。当苏联试图控制和命令他时，他就会毫不犹豫地将其一脚踢开。在后来的日子里，对他所仇恨的列强，如英国、美国、日本等，皆如此；对他所厌恶的洋买办，亦如此。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