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名《盼望》的诗，起头就说：“人家说你是好汉，我就哭了，我宁愿你，只是孩子的父亲！”诗的结尾还是说：“人家说你是好汉，我就哭了，我宁愿你，只是孩子的父亲！”素敏姊当年的心境，如今我们更加感受得到。

    何况，我们今天以配偶的身份“依法”提起“独立上诉”，虽然与我们丈夫的意思相反，但与他们追求民主、人权的立场与原则，并不相悖；我们今天的决定，不过是在行使我们家庭内部的民主原则，以及“刑事诉讼法”所赋予被告配偶的基本人权而已。相信，我们的丈夫自会尊重我们的抉择，同时也期盼社会各界，继续给予密切的关注与支持。

    三位被告家属说她们“深知”她们的丈夫不上诉，“做法自有其政治上的崇高意义”，我的看法正好相反，我认为她们根本就不“深知”。因为她们如果“深知”，她们怎么可以在丈夫们走上前去的崇高时刻，不紧追上前，走在丈夫身边，反倒停下来扯后腿？这种荒唐的“独立上诉”，是十足扯后腿的行为，怎么巧辩都没用、怎么美化也没用，神智清明的人，是绝不相信的（当然神智清明的人，也绝不相信这种行为她们丈夫事先不知情、也绝不相信事先不能控制，因为这些丈夫都是有能力左右“家庭内部的民主原则”的）！

    三位被告家属还引出方素敏的“好汉”与“只是孩子的父亲”对立论，更十足显出她们的妇人之见，她们真是不识大体也不明大义的！她们这种“心境”，十足会给有“崇高意义”的丈夫一种背腹受敌的感觉——前有老K，后有“哭哭啼啼的妻子”，这种困境下，再要陈水扁他们不三心两意，又岂可得乎？

    当然，从根性的问题与“预备”不足的问题观点看，我们不会全怪三位被告家属，她们还需要再教育。邓维桢说“甘地很幸运没有哭哭啼啼的妻子”，这话是错误的。因为在甘地抛弃律师职位、义无反顾的参与独立革命的时候，他的妻子实在也哭哭啼啼过，要他“只是孩子的父亲”而不做他妈的“好汉”。但甘地深识大体也深明大义，他的坚决，感化了妻子，最后他的妻子且死在狱中，成了最伟大的印度女性。这样看来，三位被告家属的错误，其实与三位被告本身的不够坚决有关，需要再教育的，显然不止三位家属了。

    最不可原谅的，是“蓬莱岛案”上诉不上诉的纠缠中，一些党外人士的一些混蛋话。什么“尊重家属的意愿”啦、什么“尊重家属本身的选择”啦、什么“家属们上诉，实际是开辟第二战场”啦、什么“见仁见智”啦、什么“拒绝固然是抗议，上诉却也未见得是妥协，端看今后如何走法”啦……真是混蛋得别有居心、混蛋得气人！邓维桢说这是“短视和无知”，是最客气的说法。因为希望上诉这一事实出现，根本是完全符合国民党利益的。二月二日国民党同路人《雷声》周刊透露：

    正当家属们犹豫不决的时候，有关情治单位也感到事态的严重，除了海外舆论的重大压力外，陈水扁“人权行军”的计划一旦付诸实施，盛况可期，难免不发生或多或少的社会秩序问题。于是，许多情治机构纷纷派出人马，通过各种管道，进行“沟通协调”的疏导工作，希望劝说家属们独立提出上诉。

    这一报道，十足说明了上诉究竟符合了谁的利益。“刑事诉讼法”明定配偶“得为被告之利益独立上诉”，但上诉、上诉，上诉到头来，得为的利益却是国民党的，这一上诉的不识大体与不明大义，还不清楚吗？一些党外人士说的那些话，岂不全是混蛋话吗？

    写到这里，我要重新引喻“曾子易箦”的故事。曾子临死的时候，他的学生乐正子春、儿子曾元、曾申，都环绕在床边，一个童子在墙角举着蜡烛，忽然说：“华而！大夫之箦与！”（“好漂亮啊！是大夫用的席子嘛！”）乐正子春申诉他，说：“止！”（“你不要多嘴！”）可是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