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在埃及、突尼斯、马达加斯加，还是在印度支那，甚至在刚果和大洋洲，她总是与英国狭路相逢。

    在法绍达事件后，英法之间亲睦协商的机制已经成形，且最后在1904年，由德尔卡塞与英国秘密签署了一项正式协议。德国的经济威胁是这两个并不可靠的盟友之间的黏合剂。在事后评论这个悲哀的转变时，阿诺托还说，英国成功地将这个外交新政策强加给法国，这是“一个英国外交天才为离间对手而想出来的绝妙的发明”。

    在其后的八年中，英国在另一个具有深远意义的问题上，再次改变了她的地缘政治联盟政策，即利用俄国的发展强化自己的优势。1891年初，俄国开始着手一项雄心勃勃的工业计划，通过了一项严格的关税保护计划和一个铁路基础建设项目。1892年，承接这个铁路项目的萨济·维特伯爵成为俄国财政部长。维特与法国的阿诺托关系密切，在围绕建设俄国铁路系统方面为法俄关系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当时，俄国启动了一个铁路建设项目，这条铁路全长5400英里，横跨西伯利亚，把俄国西部和远东的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连接起来，它的建成将改变整个俄国经济。这是当时世界上最雄心勃勃的项目。维特是弗里德里希·李斯特提出的德国经济模式的忠实信徒，是他将李斯特的《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翻译成俄文，并将其奉为解决俄国问题的良方。

    维特说，这条铁路将对俄国文化落后的内地发展产生影响。在1890年，他写：这条铁路就像一块酵母，将在人群中产生文化发酵的效果。即使穿过的是一个完全荒蛮的地区，铁路的运行也将在短时间内提高当地的人口素质。

    维特计划的核心部分是，通过西伯利亚铁路促进陆地全面开放，与中国建立和平与富有成效的关系，以摆脱英国对中国港口和海上通路的控制。

    从1892任财政部长到1905年在俄国革命中被罢免，维特使俄国由从前作为英国粮食贸易商“粮仓”，转变为一个潜在的现代工业国家。铁路成了这个国家最大的产业，并且带动了钢铁和其他相关行业的发展。此外，科学家德米特里·门捷列夫，维特的朋友与亲密合作者，根据德国科学家尤斯图斯·冯·李比希的理论建立了俄国农业化学，被维特任命为新成立的度量衡标准制定办公室的负责人，由他介绍引进的公制系统大大促进了俄国与欧洲大陆的贸易往来。

    对维特的经济政策和跨西伯利亚铁路项目，英国千方百计极力阻挠，包括尝试影响那些反动的、与英国粮食贸易休戚相关的俄国贵族地主。在跨西伯利亚铁路项目开始不久，英国评论员科奎姆表达了英国外交部和伦敦金融城的主流观点，提到在法国资助下的俄国新铁路计划，最终将巴黎、莫斯科和海参崴连成一线，科奎姆声称：这条铁路将不仅是世界上最伟大的贸易路线之一，还将成为俄国人手中的政治武器，其力量和意义难以估量。该铁路还会使俄国以外的一个国家，不再需要通过达达尼尔海峡或苏伊士运河，实现经济独立，而且她将变得比过去任何时候更加强大。

    几十年来，英国在欧洲的权力均衡策略是围绕支持奥斯曼土耳其帝国而制定的，作为所谓的“大博弈”策略（阻止一个强大的工业化俄国崛起）的一部分。土耳其控制着至关重要的、使俄国到达温暖水域的达达尼尔海峡，支持土耳其一直都是英国地缘政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由于德国与土耳其帝国的经济联系在世纪末和19世纪初变得更紧密牢固，英国也向俄国示好，以反对土耳其和德国。

    虽然英国发动了一系列的战争和危机事件，但她试图阻挠俄国到达海参崴的跨西伯利亚铁路的阴谋还是失败了。俄国人在1903年完成了这条铁路的大部分工程。然而，在1905年的日俄战争中，英国与日本结盟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