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悲剧性的越南战争以来，人们出版了大量关于战争起因的论著。但是，坦率地讲，尽管有各种荒唐的军事理由和社会各界的不同反应，但美国国防工业和纽约金融业是最重要的因素，是它们怂恿华盛顿发动了这场战争，因为军事集结会给它们的利益提供一个政治上冠冕堂皇的借口。美国工业将发生重大转变，多数产业将会因生产军需品而复苏。20世纪60年代，美国经济的中心越来越多地转向了军事经济，针对共产主义威胁而采取冷战的借口，被用来证明花费千百亿美元的合理性。军费支出成了纽约金融业和石油业利润的支柱，石油业这个19世纪英帝国的应声虫，披上了20世纪反共的外衣。

    越南战争是国防部长罗伯特·麦克纳玛拉、国家安全顾问麦克乔治·邦迪、五角大楼的官员和林登·约翰逊总统的主要顾问一起蓄意策划的。这场战争一开始就注定毫无取胜的希望，只能解决经济中国防工业部门的长期发展问题。华盛顿推理认为，为了阻击所谓“共产主义”在越南的“邪恶侵犯”，美国选民应当可以接受巨大的战争成本，尽管美国财政将会因此而加大赤字，但国防工厂却能够提供更多的就业。

    按照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规则，华盛顿可以通过国内巨大的支出赤字使美元膨胀，这样就可以强迫欧洲和其他贸易伙伴以美元贬值的方式“吞下”美国的战争成本。只要美国拒绝降低美元与黄金的比价，欧洲就不得不以20年前的美元价格接受美元，承担战争费用。实际上，1944年以来，美国经济表现恶化，美元与黄金的比价已经不能反映美元的真实价值。

    约翰逊总统因为担心失去选票，拒绝提高税收，但是，为了给“大社会”计划〔20世纪60年代，约翰逊总统推行一系列改革措施，以消除歧视和贫困，他自己把这一改革称为“大社会”（GreatSociety）计划。——译者〕和越战筹集巨额资金，只能印刷美元，发行长期国债，弥补财政资金的不足。20世纪60年代初，美国联邦预算赤字每年平均在30亿美元左右。随着战争支出急剧上涨，1967年财政赤字达到了惊人的90亿美元，1968年达到了令人震惊的250亿美元。

    这一期间，欧洲中央银行开始聚集大量的美元作为官方储备，这就是所谓的存于欧洲非美国银行的美元在国外的聚集现象。具有讽刺意味的是，1961年华盛顿要求欧洲盟国、日本以及十国集团保留日益增长的美元储备，减少美国黄金储备的流失，而不许按照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规定调整美元对黄金的比值。

    欧洲各国的中央银行通过投资美国政府的长期国库券获得利息。这样做的实际效果是，美国20世纪60年代因越南战争而产生的巨额财政赤字，实际上使用了欧洲各国的中央银行的资金来弥补。据说美国的未来主义者赫尔曼·卡恩得知这些赤字财政是怎么被弥补时，对他的一个朋友惊叫道：“我们已经赢得了历史上最大的盗窃！我们比大英帝国做得巧妙多了。”但是，到底谁做得更巧妙，这个时候还不那么明显。我们马上就会看到，伦敦城正准备回收境外的这些美元。

    很明显，与布雷顿森林体系拟定时的1944年比，1964年德国和法国等欧洲国家的经济地位已经明显不同。但是，美国的政策圈子拒绝倾听欧洲的主张，特别是法国总统戴高乐的劝告。他们认为，美元贬值会削弱纽约银行在世界资本市场上“无所不能”的力量。华盛顿已经重蹈了1914年之前英国的覆辙，英国当年的损失是十分惨重的。

    起初，当纽约银行家刚开始在美国筹集资金，到西欧或拉丁美洲进行投机时，肯尼迪总统曾试图鼓励复兴美国的科技乐观主义精神，通过实施阿波罗登月计划，建立国家航空和宇航局，鼓励投资新科技。1962年，美国的大多数人仍然认为，一个国家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