且未能用官方认可的工具取代，证实了这是一种为强化美国银行的主导地位而设计的恶意图谋”。

    确实有人认为这是恶意的。到1975年，工业化国家从最初的石油冲击中得到一定的缓慢恢复，然而，由于石油价格上涨四倍，发展中国家经济的总体状况进一步恶化。发展中国家常规项目的总赤字从20世纪70年代初的平均每年约60亿美元上升到1974年的每年超过260亿美元（又一次上涨四倍，与油价上涨倍数相等），到1976年又上升到无法承受的七倍——420亿美元。这些赤字绝大多数发生在处于发展中地区的国家，而这些国家的人均收入水平也是世界上最低的。

    在无法从世界银行和其他工业化国家的私人银行借到更多钱的威胁下，这些欠发达国家被迫将本应用于工业和农业发展的宝贵资金用来减少贸易赤字。她们必须支付石油进口所需的费用，而且是用美元，但是她们的原材料出口收入却在1974～1975年间的全球不景气中急剧下降。

    在彼尔德伯格集团“石油美元再循环”战略下，美国和欧洲的私人银行开始打开向这些国家借钱的突破口，但是它们这么做只是为了“平衡”那些由英美造成的石油冲击废墟中残留下来的账号，而不是为建设必要的生产基础设施或技术发展提供资金。这些私人的石油美元贷款来自以伦敦为基地的美国和英国的欧洲美元银行。沙特阿拉伯、科威特和其他国家的石油收入，是用美元支付的，而且这些美元被输送和“引导”向海外的伦敦欧洲美元银行，由这些银行再借给那些在石油危机中受到伤害的发展中国家。

    基辛格博士和他的朋友们没有给这个过程留下任何漏洞。一家美国投资银行的一位处在欧洲美元市场中心的资深合作伙伴——大卫·马尔福德，当时也是怀特·韦尔德公司驻伦敦的欧洲美元业务主管，被委任为沙特阿拉伯中央银行的沙特阿拉伯货币局（SAMA）局长和首席投资顾问；作为欧佩克最大的产油国，沙特阿拉伯被美国大石油公司所控制。这个极不寻常的任命并没有让多少人知晓，而仅在数月前，沙特阿拉伯也宣布了石油禁运。同怀特·维尔德公司一道，沙特阿拉伯货币局也得到了来自伦敦商业银行——巴林兄弟银行的秘密投资建议。

    作为沙特阿拉伯货币局局长，大卫·马尔福德是确保沙特当局“明智地”利用其新的金融横财的关键人物。为了让马尔福德先生的角色轻松一点，与埃克森公司和参与到沙特阿拉伯美国石油公司（ARAMCO）里面的美方石油公司联系密切的纽约花旗银行，令人费解地成为当时能够在沙特开展业务的唯一全外资银行。毫不奇怪，1974年，整整70％的欧佩克石油剩余收益被投资到境外的股票、债券、不动产或其他领域。在这总计570亿美元的巨额资产中，有60％以上直接进入到美国和英国的金融机构。

    早在1974年6月8日，在美国国务卿的权力范围之内，亨利·基辛格签署了一项建立美国－沙特经济合作联合委员会的协议，这一协议没有引起人们的关注。除了其他一些项目以外，协议范围还包括“金融领域的合作”（基辛格占据了空前的双重职位：总统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和国务卿，后一职位一直担任到福特总统任期时）。

    到1974年12月，尽管沙特政府和华盛顿都严格保守了秘密，但这种合作的性质是比较清楚的。美国财政部在利雅得与沙特阿拉伯货币局签署了一项协议，此协议的任务是为了“通过纽约的联邦储备银行，与（美国）财政部借贷业务建立一种新型关系。在此安排之下，沙特阿拉伯货币局将购买持有期至少为一年的美国财政部新的有价证券”。美国财政部部长助理杰克·贝内特对此作出了说明；他后来成为埃克森公司的董事。对这些两个月以前达成的协定进行解释的贝内特备忘录，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