毫不夸张地说，如果没有玛格丽特·撒切尔和保罗·沃克尔激进的货币冲击政策，也就没有20世纪80年代第三世界的债务危机。

    随着1979年初伊朗的石油冲击，以美元计价的石油进口均价上涨了几乎140％。这次，发展中国家发现，由于受到沃克尔政策的影响，美国的利率不断走高，以当地货币计算的美元，也像阿波罗火箭一样窜升。自1974年石油危机以来，为了弥补石油赤字，发展中国家不得不大量借款，高利率不仅使绝大多数困难重重的发展中国家不堪重负，而且到1980年，她们又面临一个全新的问题——她们借的欧洲美元也实行浮动利率。

    正如先前指出的，早在1973年，英美彼尔德伯格俱乐部的金融权威人士就已经讨论，在以伦敦为中心的欧洲美元市场，利用纽约和伦敦的私营商业银行，再循环新的欧佩克石油美元盈余。20世纪70年代，欧佩克的石油资金激增，突然充斥伦敦的银行，是20世纪20年代以来最疯狂放任的贷款狂潮的起源。

    自20世纪60年代以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英格兰银行已经清楚地表示，它不会试图管制或控制因外币在伦敦银行之间流通而形成的欧洲美元市场，伦敦因此发展成为欧洲美元“离岸”市场的地理中心。这只是它们把伦敦重建为世界金融中心的一步。这意味着，尽管银行家们关于欧洲美元贷款安全性的公开表态含糊不清，在20世纪70年代，还是有伦敦银行的数十亿欧洲美元流往发展中国家的借款人账户，并且这些石油美元没有最后担保——没有一个国家在法律上承担银行贷款发生重大违约时的损失。

    只要欧洲美元轮盘赌的轮子保持运转，就没有人担心这个问题。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计算，发展中国家产生的外债扩大了五倍，1973年第一次石油危机之前的“太平”时期为1300亿美元，到1981年大约是5500亿美元，1982年超过6120亿美元。这还不包括大量不到一年的短期贷款。当时的纽约银行家、花旗集团的沃尔特·瑞斯顿认为，私营银行向一些国家（诸如墨西哥和巴西）发放贷款是正确的，因为“政府拥有的资产超过它们的债务，简而言之，政府不会破产……”。

    由于第一次石油危机的影响，人们忽略了这些向发展中国家发放的欧洲美元私人贷款的一个关键特征。纽约汉华实业信托公司，是一家主要的欧洲美元银行，曾经是石油美元再循环的先驱，正是它使得大量的石油美元流向发展中国家，如墨西哥、巴西、阿根廷，甚至波兰和南斯拉夫。发展中国家只要保证，在经济上满足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条件，她们就能获得更有利的贷款条件，但英美银行财团榨取了由纽约汉华实业信托公司首创的不引人注意的优惠。向这些国家发放的所有欧洲美元贷款都固定在一个特定的票面价值上，这个票面值超过了伦敦银行同业拆借利率（LIBOR）。伦敦银行同业拆借利率是一个“浮动”利率，由纽约和伦敦的短期利率决定，可能会上下浮动。1979年夏天之前，为了弥补石油赤字向银行借钱时，这似乎是一个无关痛痒的前提条件。

    但是，1979年6月，撒切尔政府开始实施利率冲击政策，10月份保罗·沃克尔的联邦储备委员会也实施了同样的政策，第三世界债务的利率负担一夜之间剧增，因为伦敦的欧洲美元市场利率从1978年初的平均7％增长到1980年初的接近20％。

    仅仅这一个因素，第三世界债务国就会陷入无力偿还的境地。因为债权银行强行修改了偿债条件，这使得第三世界债务国在沉重旧债上又添无法偿还的新债，苦不堪言。更加令人不安的是，伦敦和纽约主要的银行家们随后也实行了类似政策，实际上是20世纪20年代凡尔赛战争赔款的完全翻版和荒唐再现。随着纽约证券市场的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