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瑞·哈尔潘博士的公寓离校园不到两英里，坐落在一栋四十年前应该是很体面的两层楼里。德博拉一敲门，他马上就来应门了。阳光照在他脸上，他冲我们眨巴着眼睛。他年约三十五六岁，痩削委靡，有好几天没刮胡子了。“什么事？”他说，带着一种很像是80岁的老学究那种不耐烦的语气。他清清嗓子，又说一遍：“怎么了？”

    德博拉亮出警徽说：“请问我们能进来吗？”

    哈尔潘睁大眼睛看看警徽，显得有点泄气。“我可没，怎么，为什么要进来？”他说。

    “我们想问你几个问题，”德博拉说，“关于阿丽尔·戈德曼。”

    哈尔潘晕过去了。

    我通常没机会看我妹妹表现出惊讶——她控制力超强，所以看见她张大嘴瞪着哈尔潘倒在地板上是件挺有意思的事。我赶紧扮上一副恰如其分的表情，弯腰去试脉搏。

    “他心脏还在跳。”我说。

    “把他弄进屋去。”德博拉说。我把他拖进房间。

    公寓比看起来的大，但四面墙都被满得溢出来的书架占据了，一张写字台上纸张堆得老高，还堆着更多的书。所剩无几的屋内空地上是一张斑驳难看的双人沙发和一把堆满东西的椅子，背后是一只落地灯。我费力地把哈尔潘架到沙发上，沙发立刻吱嘎作响地陷了下去。

    我站起来，差点撞到德博拉，她正弯下腰看着哈尔潘。“你最好等他醒过来再吓唬他。”我说。

    “这混蛋肯定知道什么，”她说，“不然他怎么会突然垮了？”

    “营养不良？”我说。

    “把他弄醒。”她说。

    我看着她，想确定她没开玩笑，但她严肃得跟铁皮似的。“你说怎么弄？”我说，“我没带嗅盐。”

    “我们不能就这么傻等着。”她说。她凑过去好像要摇晃他，或者在鼻子上揍一拳。

    幸运的是，哈尔潘挑在那个时刻恢复了知觉。他的眼睛眨了几眨，睁开了，一看见我们，他全身紧绷。“你们要干什么？”他说。

    “你答应不再晕过去？”我说。德博拉用胳膊肘把我拨到一边。

    “阿丽尔·戈德曼。”她说。

    “噢，天哪，”哈尔潘呜咽着，“我知道这天会来的。”

    “你猜对了。”我说。

    “你们得相信我，”他说，挣扎着坐起来，“我没干。”

    “好吧，”德博拉说，“那是谁干的？”

    “她自己干的。”他说。

    德博拉看看我，好像想问我哈尔潘怎么会这么清楚地糊涂。可惜我无可奉告，所以她又转头看着他。“她自己干的？”她说着，声音带着警察职业性的怀疑。

    “是的，”他说，“她想让这事看上去是我干的，这样我能给她一个好分数。”

    “我希望你起码给了她乙，为了她所做的一切。”我说。

    哈尔潘睁大眼睛看看我们，他的嘴大张并哆嗦着，好像想闭上却没有力气。“怎……”他最后说，“你们说什么呢？”

    “阿丽尔·戈德曼，”德博拉说，“还有她的室友，杰西卡·欧特佳。被烧死了。头被切下来。你有什么要说的吗，杰瑞？”

    哈尔潘猛地抽搐一下，半晌说不出话。“我，我——她们死了？”他低声说。

    “杰瑞，”德博拉说，“她们的头被砍了下来。你说呢？”

    我带着浓厚的兴趣看到哈尔潘的脸上变换了好几种表情，最后叮当一声定格在嘴大张的老画面上。“你，你觉得是我，你不能——”

    “恐怕我能，杰瑞，”德博拉说，“除非你能告诉我为什么不能。”

    “但那是，我可绝不会。”他说。

    “有人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