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的脚。但这显然对谈话没什么帮助，于是我又抬起了头。哈里仍然看着我，眼睛一眨也不眨。他看上去并不是在生气，我也不是真有多么怕他，可那让气氛变得更别扭了。

    “对不起。”我最后说。我也不太确信我是真心的，尤其是对那件事，我对自己做的事很难感到抱歉。但以当时的情形，道歉是个得体的表示，除此之外我也想不出别的话好说，我那年轻的大脑正充斥着一锅咕嘟冒泡文火慢炖的和燕麦粥一样黏稠的荷尔蒙。尽管我知道哈里才不会相信我道歉的诚意，但他却仍然点点头。

    “走吧。”他说。

    “等等，”副校长说，“事情还没谈完呢。”

    “你的意思是说，由于校方监管不力听任大同学欺负弱小，而把我的孩子逼到这分上的事情？另外那个孩子被管教过吗？”

    “关键不在这里。”副校长试着说。

    “要么谈谈你把解剖刀和其他危险器材随意放置，教室不上锁也无人监管，学生轻易就可以获取那些危险器材的事情？”

    “可是，警官……”

    “我告诉你，”哈里说，“我可以不追究你在这件事上的极端失职，如果你保证改进的话。”

    “可这孩子……”他还想说。

    “我来对付这孩子，”哈里说，“你来对付改进管理措施，那样我就不必给校董会打电话。”

    事情到此便成了终局。跟哈里作对，下场毫无悬念，无论凶杀疑犯，还是扶轮社①主席，或犯了错误的年轻魔鬼。副校长把嘴张了合、合了张好几次，但说不出一句话，只咕哝了几下，清了清嗓子。哈里看了他一会儿，然后转向我。“走吧。”他又说。

    哈里向警车走去的途中一语不发，不是那种默契亲密的沉默。车子没有绕过学校，经过格拉纳达和哈迪快餐店驶向我们的家，而是朝北开上迪西高速公路。他仍然不说话。他打方向盘转弯时我看着他，他继续一声不吭，脸上的表情不像是想说话。他直直地看着前方，开着车，开得很快，但没快得必须开警笛。

    哈里在第17街左转，有一刹那我还异想天开地以为他会带我去大橘碗体育场。但我们开过了体育场入口仍然继续前行，经过迈阿密河，右转上了北河大道，这下我知道是去哪里了，可我不知道为什么。哈里仍然沉默着，也不看我。这是一个阴沉的下午，乌云开始聚集在地平线上，我感到一种压迫感在悄然逼近。

    哈里把警车停好，终于开口了。“来吧，”他说，“进来。”我看看他，他已经下了车，于是我也下来，并老老实实地跟着他进了拘留所。

    哈里在这儿是个名人，他在哪儿都是个公认的好警察。从登记处到走廊尽头的号子，一路上不断有人叫着“哈里”或者“嗨，警官”，我亦步亦趋地跟着他，不妙的感觉越来越强。哈里干吗带我来监狱呢？为什么不骂我一顿，告诉我他有多失望，或是想出点别的严厉但公正的法子惩罚我呢？

    他什么也没做，什么也不说，这让我毫无头绪。我只有跟着他走。终于，我们在有警察把守的一个房间前停下来。哈里跟守卫到一边说了点什么；那守卫看看我，点点头，然后让我们去到最里边的一个单间。“就是这儿了，”守卫说，“祝你们愉快。”他朝房间里的人点点头，又瞥了我一眼，便走开了，只留下哈里和我继续我们那让人不舒服的沉默。

    哈里一点也没有先打破沉默的意思。他转头看着牢房，里面那个面孔苍白的物体动了动，站了起来，来到铁栅栏前。“噢，是哈里警官啊！”那人愉快地说，“你好啊，哈里？你路过来看我真让我高兴。”

    “嗨，卡尔。”哈里说，终于他转向我，“这是卡尔，德克斯特。”

    “多精神的小伙子啊，德克斯特，”卡尔说，“见到你很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