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惟慈：关于本书
乔治·奥威尔和
乔治·奥威尔这个名字，最初是从我去世的好友董乐山那里听说的。我对这位英国作家及其两部重要作品和的了解也是听乐山介绍才知道的。上一世纪90年代我翻译更是应乐山兄之约才决定动笔。在写这篇短文时，我应该首先提一下我同这位社会评论家和奥威尔名著的译者的相识过程。1972年，头顶上的乌云尚未散去，但“文革”初期搅得中国天翻地覆的急风暴雨已失去强劲势头，许多“左”的政策有所修改。五七干校虽未明令撤销，但下放干部却陆陆续续调回城里，恢复工作。我原在的学校已被取消，教职员工合并到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乐山原来就在二外，但他和我分属的两个干校都设在茶淀。这一年4月，我同乐山一起离开茶淀，成为二外同事，从此开始了一段持续近30年的交谊，并几次合作译介了一些外国作品，直到1999年老友弃离人世。在第二外语学院，我俩因“旧债”都未了清，暂时没有资格授课，一同被塞到英语系资料室，几乎每天都要会面，有机会交谈。就这样，我不仅对他的身世经历有所了解，也认识到他读书极广，博学多识。我同乐山都对翻译有兴趣，翻译什么，如何翻译，成为我们经常谈论的话题。就是在一次交谈中，乐山提到有两部预言社会前途的作品很值得译介。一本是A赫胥黎的《奇妙的新世界》，另一本就是乔治·奥威尔的。这两本书描述的内容尽管不同——一本偏重科技进步，一本重在社会制度和政权性质，但两书主题相通，都可以称为警世小说，警戒人们必须关注人类前途，免遭没顶之灾。这两本书当时我还都没读过。直到“文革”结束，乐山应《编译参考》约请译出发表，我才有机会阅读。但是奥威尔写的另一部寓言我却在听到乐山介绍这位英国作家之后不久就读到了。
关于乔治·奥威尔和“文革”前我因工作关系认识了一位精通英语、热爱西方文学的年轻朋友。他积攒了不少英文原版书，都是海外亲属托人辗转带进来的。“文革”中期，这位朋友由于某一特殊机缘，获准出国探亲，行前把一部分藏书赠给我，其中就有一本薄薄的小册子——英国企鹅版丛书。我自然如获至宝，连夜读完。读后的感觉是“大为震骇”。用寓言形式讲了一个英国农场中动物造反的故事。动物因不堪人类场主虐待，又受了一头老猪的思想启迪，终于有一天闹了一场革命，把场主赶走，自己当了主人，“庄园农场”也更名为“动物农场”。但在革命成功以后，在新领袖猪的领导下，却发生了一件件谁也没有想到的事。粮食年年增产，口粮配给却越来越少。动物日夜苦战却见不到什么成果。风车遭暴风雨摧毁并非质量问题，是有坏人潜入破坏。更令人毛骨悚然的是为清除内部敌人而展开的屠杀。受猜疑后要坦白罪行，许多无辜的动物因莫须有的罪名惨遭杀害。这些情景对我国经历过某一特殊历史时期的人也非常熟悉。这个寓言故事是影射中国吗?读者不禁要问。但这个问题只要翻一下书的扉页就清楚了。是在1945年由一家英国出版社——MartinSeckerarburg首次印刷发行的，从1951年又收入企鹅丛书，不断重印。1945年，中国革命尚未全面胜利。作者死于1950年1月。中华人民共和国那时刚刚成立几个月。同中国的事务毫无关系，这是不言而喻的。既与中国无关，毋庸讳言，作者撰写这个故事是以苏联斯大林当政时期发生的一些事为蓝本的。人们甚至可以说，拿破仑影射了斯大林，被驱逐出农场的雪球是托洛茨基化身。小动物惨遭杀害就是苏共清党的缩影。我们知道，自从人类历史上出现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以后，被压迫、被剥削阶级固然视之为人类的希望，资本主义世界却对苏联展开一场围攻。反苏反共作品——或者造谣诽谤，或者夸大事实——矛头都指向这个新兴国家。会不会又是一本这类反动文人炮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