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3月，奥威尔为乌克兰文版专门写了一篇序，该版由慕尼黑乌克兰流落异国者组织于同年11月发行。奥威尔原稿已不可觅，这里发表的是根据乌克兰文译文重译回英文的。〕

    我受嘱为乌克兰文译文版写一篇序言。我很明白我是在为我根本不了解的读者写这篇序言，我也知道他们大概也从来没有丝毫机会了解我。

    在这篇序言中，他们大概最希望我谈一谈是怎么起意的，不过我首先要谈一谈我自己和我形成今天的政治态度的经历。

    我于1903年生于印度。我的父亲是那里的英国行政机构的一名官员。我的家庭是军人、教士、政府官员、教员、律师、医生等等这种普通的中产阶级家庭。我是在伊顿受的教育，那是英国公学中最昂贵和最势利的。但是我只是靠奖学金才进去的；否则，我的父亲无力供我上这样一种类型的学校。

    离校以后不久(当时我还不满20岁)，我就去了缅甸，参加印度帝国警察部队。这是一支武装的警察部队，一种宪兵一样的队伍，很像西班牙的国内警卫队或法国的别动队。我在那里服役5年。它不适合我的个性，使我痛恨帝国主义，虽然那时候缅甸的民族主义感情并不十分显著，英国人和缅甸人的关系并不特别坏。1927年我回英国休假时辞了职，决定当作家。开始时并没有特别成功。在1928年—1929年之间，我住在巴黎，写没有人会出版的短篇小说和长篇小说(后来我把它们都销毁了)。在以后几年，我的生活基本上是勉强糊口，过一天算一天，好几次还挨过饿。只是在1934年起，我才能够靠写作的收入生活。与此同时，我有时接连好几个月生活在穷人和半犯罪分子中间，他们住在穷人区的最破烂的地方，或者流浪在街上行乞和偷窃。那个时期我因为没有钱才同他们为伍，但到了后来，他们的生活方式本身引起了我极大的兴趣。我花了好几个月(这一次是十分有系统地)研究英国北方矿工的状况。到1930年为止，就整体来说，我并不认为我是个社会主义者。事实上，我当时还没有明确的政治观点。我所以成为拥护社会主义者主要是出于对产业工人中比较穷困的一部分受到压迫和忽视的情况感到厌恶，而不是出于对计划社会有什么理论上的想望。

    我在1936年结婚。几乎就在那同一星期，西班牙爆发了内战。我的妻子和我都想到西班牙去为西班牙政府作战。我们一等到我手头在写的书写完，6个月内就做好了准备。在西班牙我在阿拉贡前线呆了几乎6个月，一直到在韦斯卡被一个法西斯狙击手打穿了喉咙。

    在战争初期，外国人总的来说是不了解各个拥护政府的党派之间的内部斗争的。由于一系列的偶然事件，我没有像大多数外国人那样参加国际纵队，而参加了Р．О．Ц．M．的民兵。

    因此在1937年中，共产党得到了对西班牙政府的控制权(或者说部分控制权)并且开始迫害托派以后，我们夫妇俩发现自己已是受迫害之列。我们很幸运，活着逃出了西班牙，连一次也没有被捕过。我们的许多朋友被枪决，其他的在狱中关了很久，或者干脆失踪了。

    西班牙的这些大搜捕是与苏联国内的大清洗同时发生的，可以说是对大清洗的补充。在西班牙和在苏联都是一样，攻击的罪名(即与法西斯分子共谋)是同样的，但就西班牙而论，我有一切理由相信，这些攻击都是莫须有的。这一切经验是一个宝贵的客观教训：它告诉我极权主义的宣传能够多么轻易地控制民主国家开明人民的舆论。

    我的妻子和我都看到无辜的人被投入监狱，仅仅因为他们被怀疑有不正统思想。但是，在我们回英国以后，我们发现许多思想开通和消息灵通的观察家们居然相信报界发自莫斯科审判现场关于阴谋、叛国和破坏的荒乎其唐的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