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就是我热爱癌症互助组的原因，大家如果认为你快死了，就会给你全副的关心。

    如果这次也许就是他们最后一次看到你，他们就会真正把你看到眼里。别的操心事，支票簿的收支、电台的歌曲和糟心的头发等等都会抛到九霄云外。

    你就会拥有他们全副的关心。

    大家就会认真听你讲话，而不是单等着轮到自己发言。

    而且他们讲话的时候，也不是在讲自己的故事。当你们俩交谈时，你们就是在建设某种东西，谈完之后你们俩都会觉得变了个人。

    玛拉是在发现她长了第一个肿块后开始去癌症互助组的。

    我们发现了她第二个肿块的那天上午，玛拉两条腿套进连裤袜的一条腿里，跳进厨房说，“看，我是个美人鱼。”

    玛拉说，“这可不是一帮男人在马桶上朝后坐假装开摩托车。这是个真正的意外。”

    就在我们俩在“男人携手”碰到之前，有了第一个肿块，如今又有了第二个。

    你一定得知道的是玛拉仍然还活着。玛拉的人生哲学，她跟我说，是她可以在任何时刻死去。她人生的悲剧就在于她还没死。

    玛拉发现第一个肿块后，她去了家诊所，候诊室三面靠墙的塑料椅子上坐满了衣衫褴褛的母亲，没精打采的小娃娃蜷在她们膝盖上或者躺在她们脚边。那些孩子眼圈乌黑而且深陷进去，就像是腐坏了的橙子或香蕉，那些母亲们因为没法控制的酵母菌感染，从头皮上一把把地往下抓头皮屑。诊所里每个人的牙齿在瘦削的脸上都显得特别巨大，在那里你可以清楚地看到牙齿不过是碎骨头，它们从你皮肤底下鼓出来，要把一切都碾碎。

    你如果没有健康保险，最后就会沦落到这种地方。

    在大家没有清楚的认识之前，一大帮男同性恋就要了小孩，而如今这些孩子都病怏怏的，母亲们快死了，做父亲的已经死了，坐在医院里散发出尿味和醋味儿的呕吐物里，一个护士则一个个地问每位母亲她病了多久了，掉了多少体重了，她的孩子是否还有活着的父母或监护人，玛拉于是决定，绝对不成。

    就算是快要死了，玛拉也宁肯全作不知。

    玛拉绕过诊所的街角，进了“城市洗衣店”，把干衣机里所有的牛仔裤偷了个精光，然后以每条十五美金的价格卖给了个二倒贩子。然后玛拉给自己买了几条上好的连裤袜，不会抽丝的那种。

    “好的虽说不抽丝，”玛拉道，“也会钩破。”

    没有一样东西是牢固不变的。所有的一切都在分崩离析。

    自打玛拉发觉能轻易地接近别的傻逼之后，她就开始去那些癌症互助组。谁都有自己的问题。有那么一会儿，她的心真像是死了。

    玛拉开始为一家殡仪馆做些预付费的葬礼规划工作，有时一些真正大块头的男人，不过通常是肥胖的女人，会从殡仪馆的样品陈列室选一个蛋杯那么小的骨灰盒抱出来，坐在门厅桌子后面的玛拉——黑头发扎好，穿着钩破的连裤袜，带着胸部的肿块和她的宿命——就会说，“夫人，别自我感觉良好了。这个小东西单单装你火化的脑袋都不够。回去找个保龄球大小的吧。”

    玛拉的心看起来就像是我的脸。这个世界的粪便和垃圾。是消费过后剩下的人形手纸，没人肯费那个劲儿再去循环利用。

    在互助组和诊所之间，玛拉告诉我，她碰上了很多死人。这些人虽说已经死了，可到了晚上却会给你打电话。玛拉去酒吧的时候听到酒保叫她的名字，可等她接起电话的时候，电话又是挂断的。

    那时，她以为她算是万劫不复了。

    “你二十四岁时，”玛拉道，“你对你真能跌得多远并没概念，不过我学东西很快。”

    玛拉第一次装骨灰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