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早晨，我沿着圣米歇尔大街走到索弗洛路去喝咖啡，吃奶油小圆蛋糕。这是个晴朗的早晨。卢森堡公园里的七叶树开了花。使人感到一种热天清晨凉爽宜人的气氛。我一边喝咖啡，一边看报，然后抽了一支烟。卖花女郎正从市场归来，在布置供一天出售的花束。过往学生有的上法学院，有的去巴黎大学的文理学院。来往电车和上班的人流使大街热闹非常。我登上一辆公共汽车，站在车后的平台上，驶向马德林教堂。从马德林教堂沿着嘉布遣会修士大街走到歌剧院，然后走向编辑部。我在一位手执跳蛙和玩具拳击手的男子身边走过。他的女伙计用一根线操纵玩具拳击手。她站着，交叉着的双手擦着线头，眼睛却盯着别处。我往旁边绕着走，免得碰在线上。那男子正向两位旅游者兜售。另外三位旅游者站停了观看。我跟在一个推着滚筒、往人行道上印上湿涌涌的CINZANO字样的人后面走着。一路上行人都是上班去的。上班是件令人愉快的事情。我穿过马路拐进编辑部。

    在楼上的写字间里，我读了法国各家晨报，抽了烟，然后坐在打字机前干了整整一上午的活。十一点钟，我搭出租汽车前住凯道赛。我进去和十几名记者一起坐了半小时，听一位外交部发言人（一位戴角质框眼镜的《新法兰西评论》派年轻外交官）讲活并回答问题。参议院议长正在里昂发表演说，或者更确切一点说，他正在归途中。有几个人提问题是说给他们自己听的。有些通讯社记者提了两三个问题是想了解真相的。没有新闻。我和伍尔塞及克鲁姆从凯道赛一同坐一辆出租汽车回去。

    “每天晚上你都干些什么，杰克？”克鲁姆问。“哪儿也见不着你。”

    “喔，我经常待在拉丁区。”

    “哪天晚上我也去。丁戈咖啡馆。那是最好玩的地方，是不是？”

    “是的。丁戈，或者新开张的雅士咖啡馆。”

    “我早就想去，”克鲁姆说。“可是有了老婆孩子，你也知道是怎么回事。”

    “你玩不玩网球？”伍尔塞问。

    “哦，不玩，”克鲁姆说。“可以说，这一年我一次也没有玩过。我总想抽空去一次，可是星期天老下雨，网球场又那么挤。”

    “英国人在星期六都休息的，”伍尔塞说。

    “这帮小子有福气，”克鲁姆说。“哦，我跟你说吧。有朝一日，我要不再给通讯社干。那时候我就有充裕的时间到乡间去逛逛罗。”

    “这就对了。在乡间住下，再弄辆小汽车。”

    “我打算明年买一辆。”我敲敲车窗。司机刹住车。“我到了，”我说。“上去喝一杯吧。”“不了，谢谢，老朋友，”克鲁姆说。伍尔塞摇摇头说，“我得把他上午发表的消息写成稿件发出去。”

    我在克鲁姆手里塞了个两法郎的硬币。

    “你真是神经病，杰克，”他说。“这趟算我的。”

    “反正都是编辑部出的钱。”

    “不行。我来付。”

    我挥手告别。克鲁姆从车窗里伸出头来。“星期三吃饭时再见。”

    “一定。”我坐电梯到了写字间。罗伯特.科恩正等着我。“嗨，杰克，”他说。“出去吃饭好吗？”

    “好。我来看看有什么新到的消息。”

    “上哪儿去吃？”

    “哪儿都行。”

    我扫了我的办公桌一眼。“你想到哪儿去吃？”

    “‘韦泽尔’怎么样？那里的冷盘小吃很好。”

    到了饭店，我们点了小吃和啤酒。洒保头儿端来啤酒，啤酒很凉，高筒酒杯外面结满水珠。有十几碟不同花色的小吃。

    “昨儿晚上玩得很开心？”我问。

    “不怎么样。”

    “你的书写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