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我们走上一条通到河边的道路。路上一直到桥边为止，有一长列被遗弃的卡车和运货马车。一个人影也没有。河水高涨，桥的中部已炸断；桥上的石拱掉在河里，褐色的河水就在上边流过。我们沿着河岸走，找个可以渡河的地点。我知道前头有座铁路桥，我们也许可以打那儿过河。河边小径又湿又泥泞。我们看不到任何军队，只有遗弃下来的卡车和辎重。河岸上除了湿的枝条和泥泞的土地外，什么东西都没有，什么人也没有。我们走到河岸边，终于看到了那座铁路桥。

    “一座多么美丽的桥啊，”艾莫说。那是一座普通的长铁桥，横跨在一道通常干涸的河床上。

    “我们赶快走过去吧，趁人家还没把它炸断，”我说。

    “没人来炸断它啊，”皮安尼说。“他们都走光了。”

    “桥上说不定埋有地雷，”博内罗说。“你先走，中尉。”“你听这无政府主义者讲出这种话来，”艾莫说。“叫他自己先走过去。”

    “还是我先走，”我说。“人家埋的地雷不会仅因为一个人而爆炸的。”

    “你瞧，”皮安尼说。“这才叫有脑筋。你为什么没脑筋呢，无政府主义者？”

    “我有脑筋的话就不会在这儿了，”博内罗说。

    “这话很有道理，中尉，”艾莫说。

    “有道理，”我说。我们现在贴近桥了。天上又堆满了乌云，下着小雨。

    那桥看起来又长又坚固。我们爬上铁路的路堤。

    “你们一个个分开来走，”我说，开始走过桥去。我细心察看枕木和铁轨，看有没有什么拉发线或者埋有炸药的痕迹，但是看不见。从枕木的空隙间，我看见底下的河水又混浊又湍急。打前头，越过湿淋淋的乡野，我看得见在雨中的乌迪内。过了桥，我回头观看。河上游还有一道桥。我正看着那桥时，有一部黄泥色的小汽车正在过桥。那座桥的两边很高，车一上桥就给遮住了。但是我还看得见司机的头，司机旁边坐着的那人的头，还有车后座上的那两个人的头。他们全戴着德军钢盔。随后车子下了桥，又给路上的树木和遗弃的车辆遮住了。我向正在过桥的艾莫和其他人招招手，叫他们过来。我爬下去，蹲在铁路路堤边。艾莫跟着我下来。“你看见那部车子吗？”我问。

    “没有。我们只在看着你。”

    “有一部德国军官座车在那边那道桥上开过。”

    “军官座车？”

    “是的。”

    “圣母马利亚啊。”

    其余的人都过来了，大家都蹲在路堤后边的烂泥里，望着铁轨那一边的桥、那一排树、明沟和那条路。

    “照你看，我们是不是给切断了，中尉？”

    “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有一部德国军官座车从那条路上开过。”“你是不是有点不舒服，中尉？你脑子里不会有什么奇异的感觉吧？”“别乱开玩笑，博内罗。”

    “喝点酒吧？”皮安尼说。“我们要是真的给切断了，索性喝口酒吧。”

    他解下水壶来，打开塞子。

    “看！看！”艾莫说，指着路上。我们看得见石桥顶上有德国兵的钢盔在晃动着。那些钢盔向前倾着，滑溜溜地向前移，简直像是被神奇的力量操纵着。他们下了桥，我们才看见他们。原来是自行车部队。我看见最前面那两个人的脸，又红润又健康。他们的钢盔戴得很低，遮住了前额和脸庞的两边。他们的卡宾枪给扣在自行车车架上。手榴弹倒挂在每人的束身皮带上，弹柄朝下。他们的帽盔和灰色制服都给雨水打湿了，仍旧从容地骑着车子，张望着前头和两边。起先两人一排——接着四人一排，又是两人一排，接着差不多十二个人；接着又是十二个人——最后是单独一人。他们不讲话，反正就是讲话我们也听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