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也许就得去找医生，要不然还得“硬挺着到底”——因此，克莱德还是没有摸到底。还有一回，是在一家理发馆里谈到《星报》上刊登的一条本市新闻，说有个姑娘正控告本地一个浪荡子原先答应结婚，现在却不履行诺言。有人说，她“除非万不得已，当然，决不会控告这个家伙的”。克莱德立刻抓住这一机会，满怀希望说：“不过，依你看，她能不能想个办法让她摆脱困境，而不会嫁给一个她所不喜欢的人？”

    “哦，这事可不象你想象那么容易，特别是在我们这儿，”正在给他理发的那个自作聪明的家伙开了腔说。“第一，这是违法的；第二，这可得花很多钱。你要是没有钱，得了，当然罗，有钱好使鬼推磨嘛。”理发师正用剪子给他修剪头发，心事重重的克莱德却在暗自思忖，刚才这话说得多实在。他要是有很多钱——哪怕几百块钱吧——谁知道，也许就可以说服罗伯达——让她自个儿上某个地方去动手术。

    可是每天他还是象上一天那样对自己说，非得寻摸到一个医生不可。而罗伯达则对自己说，也非得自己想想办法不可——要是克莱德依然这样一味延宕下去，她再也不能指望他了。这种吓人的事，既不能开玩笑，也不能随便让步呀。这是硬要她接受的一种无情哄骗啊。显然，克莱德还没有认识到：这将对她，甚至对他，产生多么可怕的后果。要是他不帮助她——而他一开头就清清楚楚答应过要帮助她的——那就别指望她独自一人能顶住这场即将来临的暴风雨。那是绝对顶不住，绝对顶不住，绝对顶不住！因为在罗伯达心目中，克莱德毕竟是个男子汉——地位也挺不错——但现在陷入困境，无力挣脱出来的是她，而不是他。

    第二次经期过去之后的第二天，她终于确信自己最担心的事，已是千真万确的了。她不仅想尽各种办法，竭力向克莱德表明她内心痛苦决不是言语所能形容，而且在第三天，她还写了个便条给他，说她当天晚上再去看格洛弗斯维尔附近那个医生，不管前一次医生已表示过拒绝——她实在太需要帮助——并且问克莱德能不能陪她一块去——这一请求，由于他什么事都没做成，虽说他跟桑德拉还有约会，可他却马上答应了——他觉得这事可比什么都要来得重要。他就只好向桑德拉推托说有工作，尽量给自己开脱。

    他们就这样第二次又动身了。一路上，他跟罗伯达作了长时间很紧张但是毫无成果的谈话，无非是解释一下，为什么直至今日，他还没有办出什么名堂来，此外只说了一些恭维话，夸她这一回干得很有魄力。

    然而医生照旧不肯帮忙，当然也就毫无结果。她差不多等了个把钟头，等他从别处回来，只是把自己依然不见好转以及内心极度恐惧告诉了他。他听了以后，一点儿都没作出表示，尽管她提出的请求他当然是完全可以办到的。这是有违他的偏见和道德标准。

    罗伯达又回来了，这回没有哭，说真的，太伤心了，连哭都哭不出来了。即将临头的灾难，以及随之而来的恐惧和不幸，几乎压得她透不过气来。

    克莱德一听到她碰壁而归，心里由于慌乱、忧郁而缄口无言，甚至也不想向罗伯达表示哪怕是一丁点儿安慰。他简直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好。他心里最害怕的是：罗伯达会向他提出的一些要求，他出于社会地位或经济原因实在无法承诺。不过，关于这一点，她在回家路上几乎只字不提。相反，她只是纹丝不动地坐在那里，两眼凝望着窗外——心里在想：她的困境越来越难熬，使她感到更加骇怕，而她自己却无力进行防护。为此，她借口推说自己头痛。她巴不得独自一人——让她再好好地想一想——想出个解决办法来。她非得想出个办法来不可。这她知道得再清楚也没有了。不过，这是个什么办法呢？又怎么个想呢？她又能做些什么呢？她怎样才能摆脱得了呢？她觉得自己有如一头陷入重围的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