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导不知道我胸中波涛汹涌，以为我思想通了。

    “好。”领导说，“你今年少包一个棉区，你是太累了。再说今年上头保证不打白条，工作肯定会结束得早一些。”

    我气愤之极。

    我说：“我说了我有病。是真话，到时候会送医院证明来的。”

    领导再次从门口折回来，看看我。

    领导说：“一定要去北京？”

    我当然不是一定要去北京。我又不是真的没去过北京。不过既然已经拿了北京当杠抬，只好一杠抬到底了。

    我还是搁着下巴，望着半空中，表示默认。

    领导半天不说话，过了半天说话了。

    “今年夏季的补休我现在就给你。三个月十二天。我再奖你八天休息。一共二十天。二十天工资奖金误餐书报费一律照发。去北京玩吧。”

    我说：“路费呢？”

    “当然自费。”

    我委屈极了，说：“自费？”

    领导比我更委屈。他说：“咦——”领导挪开一只椅子沉重地坐下，将文件摆在自己面前，将茶杯摆在文件右上角，他一手揉搓太阳穴，一手示意我也坐下。

    我带着下巴颊上的一道深沟坐在我们领导对面。由于我们光坐着不说话，时间嗒嗒嗒地飞快后闪。十年前我大学毕业第一天上班，领导找我谈话，我们就在这间会议室这么坐来着。那天我穿着当时最时兴的直筒裤，裤缝熨得刀锋一般挺刮。我剪着学生头，眼睛清澈见底，一点没沾染这十年的岁月风尘。我在递上成绩册的同时还羞怯地递交了一份入党申请书。十年前的眉红令我们领导眉开眼笑。

    我扯过一张报纸，认真看报，讷讷念出声以阻断历史的浮现。怀旧永远是一种有毒的情绪。它除了让人逃避现实没别的好处。美好已经属于过去。现在你该做什么就做什么。

    领导不无遗憾地“咳”了一声。作为一个生活阅历丰富的长者，他伤心地感觉到眉红这女同志把纯朴遗失在她长大的路上了，找不回来了。

    忽然远处一阵“刺刺”的油锅炒菜的声音，接着辣椒炒肉的香味潮水般漫进了我们所的窗户。这种香味立刻调动了我们的联想：一只冒青烟的油汪汪的锅，里边爆炒着河南产的那种又尖又红的干辣椒。深红色的酱，绿色的葱段和黄色的生姜，又倒进了粉红的嫩肉丝和黑色的胡椒粉。在辛辣的香气和五彩缤纷联想的突然袭击下，我打了一个喷嚏。我们领导也打了一个喷嚏。走廊上和别的办公室纷纷有人打。有人高声打了还快活地骂一句武汉粗话以表达心情。我和领导不约而同看了看墙壁上挂的石英钟。十一点半了。一个上午过去了。随着又一阵“刺刺”声，蒜味冲鼻。这次肯定是在炒蒜苗，时鲜菜。我们领导又要打喷嚏，张口结舌了一番终于没打出来。我不忍观看领导失去自制力的模样但忍不住笑。领导冲着香气十分恼火地冒出一句：“个婊！”

    我大笑。

    我们所楼下原本是一道绿茸茸的草坪。去年，在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后不久，草坪一夜之间被铺上煤渣，做成了一排简易门面，租给个体户开小餐馆。从此，小餐馆的油烟伴着菜香靡靡之音一样腐蚀着我们办公楼。大家经常此起彼伏地打喷嚏，议论吃喝玩乐，经常拿餐馆老板的收入来取笑我所的一级工程师。我们领导为小餐馆之事拜访过许多有关部门，我们领导对别的领导说：我们不能简单地理解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深入改革开放决不是要全民经商。在一个科研单位楼下遍开餐馆的做法是欠妥的。中国人干什么都喜欢一哄而起。一哄而起不好。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可是，没有人听我们领导的肺腑之言。由此我们领导格外厌恶小餐馆的气味，居然也会来句武汉粗话。

    这种形势之下，领导和我都不可能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