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化站门口，朝镇上的人漫无目标地骂：“妈的，偷鸡偷到我文化站来了！谁偷的，我晓得的！”

    这一天，他一下儿丢了三只鸡。

    他骂了一阵，没有力气了，就瘫坐在文化站的门口不住地咳嗽。

    有几条公狗在追一条母狗，那母狗突然一回头，恶声恶气地叫了两声，那些公狗便无趣地站住了。可当母狗掉头又往前走时，那些公狗又厚皮赖脸地追了上去。母狗大怒，掉过头，龇着牙，在喉咙里呜咽了两声，朝一只公狗咬去，那只公狗赶紧逃窜了。

    余佩璋看着，就觉得心一跳，爬起来，回到院子里找了一块木板，在上面写了八个大字：内有警犬，请勿入内。然后将木板挂在了院门口。他往后退了几步，见木板挂得很正，一笑。

    一个消息便很快在油麻地镇传开了：文化站养了一条警犬。油麻地中学的学生也很快知道了，于是就有很多同学胆战心惊地在远离文化站大门处探头探脑地张望。谁也没有瞧见什么警犬，但谁都认定那院子里有条警犬。油麻地镇有很多狗，但油麻地镇的人只是在电影里见过警犬。因此文化站里的警犬是通过想像被描绘出来的：“个头比土种狗大几倍，一站，像匹马驹。叫起来，声音‘嗡嗡’的，光这声音就能把人吓瘫了。一纵一纵地要朝外扑呢，把拴它的那条铁链拉得紧绷绷的。”

    那天我和我的几个同学在镇上小饭馆吃完猪头肉出来，遇着了余佩璋。我问：“余站长，真有一条警犬吗？”

    他朝我笑笑：“你个小林冰，念你的书，拉你的胡琴，管我有没有警犬！”

    街边一个卖鱼的老头说：“这个余站长，绝人，不说他有狗，想让人上当呢。”

    余佩璋再也没有丢鸡。

    二

    可余佩璋万万没有想到会有一场打狗运动。

    打狗是人类将对人类实行残忍之前的预演、操练，还是因为其他什么？打之前，总得给狗罗织罪名，尽管它们是狗。这一回的罪名，似乎不太清楚。大概意思是：狗跟穷人是不对付的；养狗的全是恶霸地主，而他们养的狗又是专咬穷人的。人们脑子里总有富人放出恶狗来，冲出朱门，将乞讨的穷人咬得血肉模糊的情景。狗是帮凶，理应诛戮。这理由现在看来很荒唐，但在当时，却是一个很严肃的理由。上头定了期限，明文规定，凡狗，必诛，格杀勿论，在期限到达之前必须将其灭绝。油麻地镇接到通知，立即成立了一个指挥部，镇长杜长明指定管民兵的秃子秦启昌为头。考虑到抽调农民来打狗要付报酬，于是请油麻地中学的校长汪奇涵做副头，把打狗的任务交给了正不知将激情与残忍用于何处的油麻地中学的学生们。我们一人找了一根棍子，一个个皆露出杀气来。炊事员白麻子不再去镇上买菜，因为秦启昌说了，学生们打了狗，二分之一交镇上，二分之一留下自己吃狗肉。

    油麻地一带人家爱养狗，总见着狗在镇上、田野上跑，天一黑，四周的狗吠声此起彼伏。这一带人家爱养狗，实在是因为这一带的人爱吃狗肉。油麻地镇上就有好几家狗肉铺子。到了秋末，便开始杀狗；冬天杀得更多。狗肉烀烂了，浇上鲜红的辣椒糊，一块一块地吃，这在数九寒冬的天气里，自然是件叫人满足的事情。这段时间，常见路边树上挂着一只只剥了皮的血淋淋的狗，凉丝丝的空气里总飘散着一股勾引人的血腥味。

    油麻地中学的学生一想到吃狗肉，都把棍子抄了起来。大家来来回回地走，满眼都是棍子。

    汪奇涵说：“见着狗就打。”

    我们组织了许多小组，走向指定的范围。狗们没有想到人居然要灭绝它们，还如往常一样在镇上、田野上跑。那些日子，天气分外晴朗，狗们差不多都来到户外嬉闹玩耍。阳光下，那白色的狗，黑色的狗，黄色的狗，闪着软缎一样的亮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