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虚岁仅十七（青桥大我—岁，也不过就是十八）。当时的劳动，实与劳役并无区别。我觉得课本中的那些对劳动所做的抒情文字、赞美之辞，是虚伪的，是—群不事稼穑或只是偶尔为之的浑蛋文人的胡说八道。若不是胡说八道，现在他们被发配到农村后，仅仅也就是像当地的农民一样干活，为什么就龇牙咧嘴地连连叫苦、痛不欲生了呢？还有那个“种豆南山下”怡然自得的淡泊之人陶潜先生，对田间劳作居然有那么一份雅趣与意境，大概八成是因为那劳作是随意的，是属于想干就干、不想干就不干的那种全凭兴致的劳作。若将他弄到我所在的正在学大寨的第八生产队或李青桥所在的第五生产队来试试看，不需多久，只给他三两天的磨难，看这位高蹈轻扬的雅士还能不能再“悠然见南山”？

    人们像—群羊被轰赶着，头上总悬着—根鞭子，耳畔总是响着：“起来！起来！”田埂是做了又做，仿佛那不是用来走路的，而仅仅是供人来观赏的。即便是你为已经做得很好了，还会被总在田野上转悠的干部们下令重做：“在后天检查组到来之前，必须重做出一条田埂来！”墒是修了又修，不过就是用来流水的墒，竟然直得像用一根巨尺划出的一般。这一切，不为别的，仅仅是为了那三天—次、五天一回的络绎不绝的各种等级的检查组。倘若那天检查组来，恰巧下起雨，路泥泞难走，人们就像蚂蚁—般稠密，—路忙着撒稻壳铺麦秸。施肥、锄草、罱泥、打冰草、搞绿肥塘……所有这—切，都不再是从前庄稼人的那种很经济的操作，而都被形式化了。它们成了—个个毫无实际意义的演示，使人们处在不停顿的旋转状态里。人们只有花费大量的劳力，通过精雕细琢，通过各种形式上的创造来一争高低。而在地里干活的人数以及干活时是否肯卖劲的样子，也都统统成为一方干部“政绩”的综合指数。许多活，只是做了拆，拆了再做，再拆，做—种循环往复、永无休止的折腾。春夏之交，四下里到处，总是催人干活的锣声。那锣声敲得人心惶惶的。地头、村头的高音喇叭总是在一声连一声地叫唤着：下地干活啦！下地干活啦！那些日子，人们每天只能睡上两三个钟头的觉。农忙结束后，人们依然不能得到休息，几乎全部的时间又早被各种安排填满了。你随处可见—个个疲惫不堪的情景。我亲眼看到一个社员在往稻囤里倒粮时，从高高的跳板上摔落了下来。我亲目睹到后村—户人家，因晚饭后懒得再去检查灶膛，结果引起火灾，将全部家当焚烧—尽。那天，我坐在别人的自行车后座上去镇上购买农药，竟然睡着了，从车上摔到路上，当场鼻血如注。

    无边无际的疲惫笼罩着田野。

    青桥就这样丢了一只胳膊。

    我再见到青桥时，已是—个月以后，他从医院出来了。那天我去看他，只见他站在那儿，微风吹起时，他的一只空袖筒在风里怅然飘荡。

    我们一起呆了好久，但没有说几句话。

    两年后，我像摆脱噩梦—样摆脱了田野，到北京读书了。暑假回去时，母亲告诉我，青桥不学好了。我问她：“为什么说青桥不学好了？”母亲说：“他学会了喝酒，是个酒鬼了。家里的东西差不多都被他偷出去卖了。”“他为什么这样？”“他找不到老婆了。”他原先不是定亲了吗？“”人家毁亲了。“

    过了两天，我去看他。我倒也没有见到他烂醉的样子，只是看到他一副很阴郁的神态。他已有了黄黄的胡子。脸色有点铁青。身体被那只空袖筒衬得异常的虚弱。

    后来，许多年里，我再也没有去看他，但断断续续地从母亲的嘴里知道，他还是—个人生活着。有一天我去镇上看在医院里做医生的大妹妹，正在镇上走着，忽然有人说：“那不是文轩吗？”我掉头一看，竟是青桥。我连忙走过去。他也朝我跑过来，老远就将惟一的一只手伸过来，紧紧地抓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