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饭桌上拉来推去的，竟将那崭新的桌面犁出—道一道痕来，让人心疼不已。我只好拿出去，在走廊的水泥地上一只一只打打磨它们。有些活儿，本应是充满柔性的活儿，但那些人就是没有轻重，一拿—扔，一敲—砸，能让你—阵阵心惊肉跳。一九九二年夏天，我的一块梅花表的表蒙子破裂了。去了几家修表店，皆无合适的可换。我只好去自由市场找修表的摊子。我问—个从浙江来的修表的有无梅花表的表蒙子好换，他也不看一看是什么样的—块表，张口就来：“有的。”说罢，他就拉开抽屉，将那一堆表蒙子拿出来—个—个地试。那表蒙子一只一只都糊里糊涂的，使人怀疑那是他用自己捡来的塑料烧化而成。试了十几二十个，也未能找到一只合适的。毫无希望时，他说：“这只可以。”然后像倒煤渣—样将表中—个金属圈倒出，还未等我反应过来，他就用一把锈迹斑斑的老虎钳子，像掐铁条似的将那金属圈掐断了。我很生气：“你怎么能如此蛮干？”也还很有理：“不掐断它一截，蒙子又怎能安上？”表蒙子就这样被很野蛮地勉强装上了。但我再也不肯戴那块表，因为心里硬觉得它已残废了。我很生气了几天，但我后来却这样想：这种事情不是天天都在发生着吗？那些所谓的手艺人，不都是这样干的吗？长了就“咔嚓”一剪子，短了就放在铁砧上用锤子反复地砸长它一点，最后能凑合着杵进去就成。修项链，他就敢用拔铁钉的钳子；修眼镜，他就敢用重磅大锤。修那些脆弱娇气之物，他就敢像拆卸拖拉机一样下得去手。这样—想，也就不生气了。台湾的龙应台先生问：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但，我却要问：中国人，你能生气吗？——都生气，还不气死？

    我不知道中国人与日本人在手感上的差距到底是从何时形成的。我只知道，中国人在过去，其手感绝不是这样糟糕的，倒恰恰相反，是非常出色的，出色得让世界仰目。古时的建筑以及种种器物，还有那么多在那儿放着，它们明白而有力地向世人显示着从前中国人手的能耐、美妙与超凡脱俗。看从前文人的文章——无论唐宋还是元明清，你都可得知，从前的中国人是极讲究工艺手段以及手段的精妙的，并有一大群人能做极细腻而深刻的鉴赏。在中国文化里，就有—支对工艺津津乐道、对工艺之美的欣赏达抵禅化境界的一脉，那是—个很高的令它国望尘莫及的境界。不说太远，就看二十、三十、四十年代的那些文人（如周作人、林语堂、丰剥岂、梁实秋等）的文章，也就能得出这—印象。

    我真不太明白，后来，这被激动地浪漫地讴歌过的“劳动人民的一双大手”，怎么就变得如此粗糙、如此钝化、如此笨重了呢？

    我们有许多文学作品是写手的（扭转乾坤的手、推翻三座大山的手、改天换日重新安排河山的手、描绘祖国锦绣江山的手…）。有许多关于手的连篇累牍的赞美之词。我在想：这些手在做了这么许多惊天动地的大事之后，总该实际—些，将房屋，将大大小小的物品器具做得精细—些、地道一些、美观—些、稍微像点样子吧？

    我想不太明白，但我—直在追问这衰弱的原因：

    可能与制度相关。这种没有竞争机制的制度，很容易使人堕落与懒惰。失去了勤奋思考、勤奋劳作的刺激，失去了“你不把东西做得比我的好你就得去喝西北风”的生存“厮杀”，从而让—双双手闲置起来，久而久之，失去了灵性。

    社会的连年动荡和反复无常使人心涣散不聚、失诚不古，使人消极存世、玩世不恭。失去人生的庄严与认真，自然也就失去了做活儿的庄严与认真。

    政治色彩过于强烈与绝对化的生活，否决了—种有情调的生活。生活不再具有审美价值，而只剩下实用价值。面对一件器物，人们仅仅只想到它是否可以用于盛水或者用于烧煮，而不再能剥离这些实用，而暂且将它孤立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