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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瘦的洋烛”及其他—读鲁迅
难有这种创造。而有时因硬要在故事中影射一下什么,便会使读者产生一种突兀和怪异:这文章里怎么忽然出来这样一个念头?便觉蹊跷,而一觉蹊跷,就被文字拴住了心思。

    影射又契合了人窥探与观斗的欲望。我们倘若去回忆我们对鲁迅作品的阅读体会,你得承认:他作品中的影射始终是牵着你注意、使你发生好奇心的一种吸引力。

    时过境迁,我们不必再去责备鲁迅当年的手段了——他使用这一手段,有时也是出于需要与无奈。更要紧的是,他将“影射”纳入了艺术之道——也许是无意的,但在客观效果上,它与艺术之道同工合流,竟在某些方面成全了他的小说。

    从某种意义上讲,凡小说都是影射——整体性的影射。

    故此,“影射”一词,也可以被当着一个褒义词看。

    [我们先前——比你阔的多啦!]

    “我们先前——比你阔的多啦!”不用说明,我们都知道这句“名言”出自何处。

    我们记住了许多出自鲁迅小说的言辞:“妈妈的……”、“儿子打老子”、“那赵家的狗,何以看我两眼呢?我怕得有理”、“救救孩子”、“多乎哉?不多也”……还有一些话,被人稍稍做了改动:“都说冬天的狼吃人,哪晓得春天的狼也吃人。”……

    这些言辞可以在不同场合、从多种角度被我们引用,那一刻我们会觉得这些言辞在表达自己的意念方面皆准确无误,并意味无穷,而听者也无不会心。在引用这些言辞时,我们有时可能会想到它们是出自鲁迅的小说,有时干脆就记不起来,将它们当成了是自己的语言。

    回首一部中国小说史,将小说写到这个份上的大概只有两人,一是曹雪芹,再一就是鲁迅。的生活离我们已经十分遥远,但我们仍然记着焦大的那句话:这里,除了门口那两尊石狮子,没有一个干净的。被我们记住的还有其它许多。而其他小说家,即便是被我们推崇的,其小说也都没有如此效应。沈从文的小说自然写得很好,在夏志清、朱光潜眼里,惟有他才是真正的小说家。然而,我们即使记住了他笔下那些优美的句子,也是无法将它们取出用于我们的对话的——你在对话中说出一句“翠翠在风日里长养着,触目为青山绿水”,总会让人觉得奇怪——那是另一种语言,是无法进入我们对话的语言,这种语言只能在特别的语境中才能被引用。

    世界上有不少作家,他们作品中的一些言辞,都在后来被人传诵与引用。但这些言辞十有八九都是格言性质的。诗不用说,小说的情况也大致如此。而这些出自与鲁迅小说中的言辞,却都不是格言,而就是一些看上去极为普通的日常语言。

    此种语言何以有如此能量?对此,我们从未有过追问。鲁迅小说提供的事实未能得到理论上的阐明从而使其转化为经验,这是件很可惜的事情。

    这些言辞,其中的一部分,也许是鲁迅无意识采用的,但有一部分肯定是鲁迅很理性地看出了它的意义。他在这些极其日常化的语言背后一定看到了什么——它们的背后沉淀着一个民族的根性、一个阶级的态度甚至是一种超越民族与阶级的属于人类的精神与心态。“儿子打老子”,不再是某一具体行为。鲁迅看出了“儿子打老子”背后的一种心理,而这种心理是可以被引申的。最终,他看出了这句话背后的精神胜利法的心理机制,而这种机制并非为一人所有,而是为一群人乃至整体意义上的人所有。同样,“我们先前——比你阔的多啦”的背后,也藏着巨大的可被挖掘的潜力。鲁迅发现了一个重大的秘密,人或一个民族就藏匿在一些其貌不扬的日常语言的背后——不是每一句话,而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这一小部分混杂于其中,犹如沙子混杂在沙子中间。要发现它们是一些金子,这就牵涉到一个作家的眼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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