替他这个工作。尽管如此，我还是很喜欢这项工作。

    星期二。今天早晨我第一次同茨维达小姐谈话。记录气象数据的任务，对改变我犹豫不决的性格肯定起了某种作用。就是说，我在泊特克沃的生活中，第一次有了事先确定的、我不能不履行的任务；因此，不管我和茨维达小姐的谈话进展如何，十二点差五分我便会对她说：“哎呀，我忘了，我得赶快到气象台去登录数据。”我会跟她告别，可能觉得恋恋不舍，也可能觉得如释重负，不管哪种心情我都会果断地同她告别。我觉得，昨天考德雷尔先生向我提出这个建议时，我已经隐隐约约预感到，这个任务将会鼓励我去同茨维达小姐讲话，但是，只有现在我才清楚地看清这点，清楚地意识到这种感觉。

    茨维达小姐正对着一只刺海胆在写生。她把马扎放在防波堤上坐在那儿；刺海胆肚皮朝天，肉棘展开，用力地抽搐着妄图翻过身来。这位姑娘画的是软体动物的肌肉扩展与收缩的草图，采用明暗对照法，并在周围用密集的竖线勾出轮廓。我心里想好的论点，即贝壳的形状是虚假的和谐，掩盖了大自然真正的实质，但现在这个论点是牛头不对马嘴了。刺海胆的形象以及姑娘的画，都给人留下一种令人恶心的、惨不忍睹的印象，仿佛见到一副剖开的肚肠。我没话找话地对她说，刺海胆比什么都难画，因为不论是从上面看它的肉棘还是翻过来看它的软腹，虽然它身上有种放射状对称性，却很难用直线把它描绘出来。她回答我说，她之所以画刺海胆，是因为睡觉时老梦见这种图像，并想以此摆脱这种图像。同她告别时我问她，明天早晨我们能否还在这个地方见面，她说明天她有别的事，但后天还会带着速写本来写生，说我很容易找到她。

    查看气压计时，有两位男子走近大棚。他们身穿黑色大衣，衣领都竖立着；我从未见过这两个人。他们问我，考德雷尔先生是否不在；又问他上什么地方去了，问我知道不知道他的住址，问他什么时候回来。我回答说不知道，并问他们是什么人，为什么向我打听考德雷尔先生。

    “没什么，没什么。”他们这么说着便离开了。

    星期三。我带着一束紫罗兰去茨维达小姐的旅馆里送给她。门房告诉我，她早就出去了。我转了很久，希望能碰见她。古堡门前的广场上囚犯们的亲属排了一队，因为今天是监狱的探视日。我发现茨维达小姐站在一群头上包着头巾、怀中抱着哭哭啼啼的幼儿的妇女中间。她帽檐下面一层黑纱罩住了她的面孔，但她那姿态与众不同：昂着头、直着脖，仿佛很傲慢。

    昨天在气象台询问过我的那两位身穿黑衣的男子，正站在小广场的一角，仿佛在监视监狱门口的人群。

    刺海胆、黑面纱、陌生男人，都笼罩着一层令人费解的黑色，在这种情况下出现在我面前引起了我的注意：我把它视为黑夜向我发出的信息。我意识到很久以来我在生活中都尽量减少与黑暗接触，因为医生禁止我黄昏后出门，我接触到的只有白天的世界。但现在我却在白天的、无所不在的、几乎看不到阴影的光亮之中看到了比黑夜更加黑暗的黑暗。

    星期三晚上。每天晚上，当黑暗降临的时候，我都伏案疾书，不知将来是否有人会阅读我的手稿。库吉瓦旅店我的房间里灯光照耀着我这十分潦草的字迹，不知未来的读者是否能够辨认。也许我这本日记要在我死后很久很久才能问世，那时我们的语言谁知道会发生什么变化，我现在正确使用的一些词语那时也许已经废止，也许已经语义不清。尽管如此，得到我这本日记的人比起我来总要优越得多，因为一种书面语言总可以推出它的词汇与语法，区分开它的句读，或者加以改写或者翻译成另一种语言。而我呢，我要在日常生活中连续发生的各种事物中看出外部世界的意图，摸索前进，因为我知道，任何词汇都不可能把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