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互对立的工会中央组织的，有的主张坚决把考德雷尔军需品工厂的罢工运动进行到底，有的主张停止罢工支持人民武装抗击反革命军队对城市的包围。这些路线纵横交错，却为我们划出一块地盘，让我、瓦列里安诺与伊琳娜在那里上演我们的故事：发生、起步、发展、趋向与意图。

    我认识伊琳娜那天，战线已经收缩到距东城门不足十二公里的地方了。由不满十八岁的青年与预备役中的中老年人组成的城市民兵，正在宰牛场（这个名称听起来就不吉利，但尚不知道对谁不利）低矮的建筑物附近设置防线，这时一群乌合之众蜂拥而至，穿过铁桥向城内逃来。有头上顶着鹅篮子的妇女，有赶着唧哇乱叫东奔西窜的猪群的小青年（农民们为逃避夫役与掠夺，把他们的子女与牲畜也带出来，让他们听天由命），有骑马或步行的逃兵与落伍的散兵，有领着一大帮背着大包小包的使女的贵妇人，还有担着担架的民夫、刚刚出院的病员、游乡串户的商贩、政府官员、修道士、吉卜赛游民和身穿旅游服装的原军官女儿学校的学员们。他们一起拥进铁桥两边的栏杆之间，仿佛被一阵撕毁地图、冲破国界与战线的阴冷的狂风裹带着猛扑过来。这些日子里这种人很多，都希望逃到城内来寻找庇护所。他们之中有人害怕暴乱与抢掠，有人担心会遇上复辟势力的武装，有人为了得到临时委员会的脆弱而合法的保护，有人则为了浑水摸鱼进行违法活动（有违反旧法律的，也有违反新法律的）。现在人人都感到自已的生存受到威胁，再用不着什么团结，重要的是不择手段地为自己开拓一条生路。虽然在遇到障碍时他们也会有某种协作或一致行动，但那并不需要讲许多话就能心照不宣。

    也许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也许是因为年轻人在混乱之中才能认识自己的力量并为此感到高兴，但事实是这样的：那天早晨我夹杂在拥上铁桥的人群之中，感到既轻松又愉快，好长时间以来我都未像那天那样感到自己与他人、与我自己、与整个世界如此和谐一致了（我可不愿犯用词不当的错误，也许我最好还是说：我觉得我与他人的、我自己的乃至整个世界的混乱和谐一致）。我已经到达桥头，这里有一段台阶通向岸边；人流减慢了速度，拥挤着、向后面抗着，以免压倒在以更慢的速度下台阶的人身上；那些锯掉腿的人先拄着这根拐杖再换到那根拐杖；马匹被抓着嚼子横牵着，以免铁掌在铁台阶上打滑；带边斗的摩托车需要倾斜着把边斗抬起来（人们免不了抨击这些被迫下来推车的人说，他们最好去走供机动车行驶的大桥，但是，那需要多走一英里多路）。这时我发现我身边有位妇女也在沿台阶往下边走。

    她的大衣下摆与袖口处有一条毛皮镶边，圆顶帽子上插了朵玫瑰花并挂着一块面纱。总之，我很快发现，她不仅年轻、诱人，而且穿着入时。正当我从侧面观察她时，只见她突然睁大眼睛，那只戴着手套的手捂住嘴惊恐地大叫一声，向后倒下。如果不是我动作迅速，一把抓住她的胳膊，她一定会跌倒在地，被这股洪水猛兽般的人流踩成肉泥。

    “您不舒服？”我问她。“那您就靠着我点、没有关系的。”

    她的腿僵直了，一步也走不了。

    “深渊，深渊，桥下边，”她说着，“救命哪，我头晕—…·’”

    桥下面并没有什么可以引起她头晕，但是她确实被吓呆了。

    “别往下边看，扶着我的胳膊；跟着大伙往前走，我们已经到桥头了。”我对她说道，希望这些话能使她镇定下来。

    “我觉得大家没有踩着台阶，脚步迈向空中，掉进深渊，大伙都掉进深渊……”她摇摇晃晃地说道。

    我透过桥头台阶的缝隙望见河里的流水，水面上漂浮的冰块宛若天空中的白云。我也觉得一阵眼花，好像也感觉到了她那种感觉：悬空，一直悬在空中；下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