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管理的废地，无法横越，甚至还自然生出一场火灾，而我也将昔日花事写下了。因为作者可以将人间故事嵌入风景之中，所以「新写实主义」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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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本小说里（我最好言归正传。现在就为「新写实主义」写下辩护状，是言之过早了些；甚至，在今日分析我们为何和「新写实主义」决裂，都还比较贴合我们的情绪），那个文学时期的陈迹和作者少年时代的刻痕交织一起。在小说末尾，暴力和性的主题都被激化，而这样的手法看起来是太过天真的（而今日的读者则可以适应更加火辣的口味），也太过勉强了（作者后来的作品中，暴力和性都只是外围的、暂时的主题，而此可知作者无心于此）。

    这本小说塞入了意识型态的论点。这种手法看来真是太天真、太勉强了，更何况像这样的一个故事根本就建立在一种截然不同的基础上：在语言和意象方面，都是直接呈现、客观叙述的风格。为了要满足意识型态的需求，我使出一招权宜之计：我将所有的理论思考全放在第九章之中；在风格上，这特别的一章和书中其它章节有很大的差异。第九章收纳了政治委员金姆的思维，这一整章简直就像插在一本小说中腰的序文。果然，这样的权宜之计惨遭我的早期读者全面批评，他们进而劝我将这一整章砍去。我明白，这本书并没有完好的一统性格（在那年头，风格的统一性是美学的少数评断准则之一；不同风格和语言交杂并置的手法在今天虽然风光，但是在早年却还没有流行），但我坚持不改：这本书就是这副德性了，充满综合的、不规矩的元素。

    后来文学批评的另一个焦点，就是语言－方言的主题。在此，这个主题的面貌还处于初步阶段：方言凝结成为色块（然而在我较晚的作品中，我试着将方言完全吸收在语言中，宛如重要却隐形的血浆）；有时候好像很可贵、有时又流溢而来的，质地不均匀的文字，则全都用来呈现直接的描述；俗民文化（俗谚、歌谣）详列出来，像纪录片一般，简直达到民俗研究的水平……。动词的时态是个问题：因为方言中并没有「简单过去式」，此外光用「完成式」又太单调了，于是我便决定以「现在式」写下这整本小说……。

    另外（我继续罗列时代的符号，这些符号或属于我，或遍及众人。在此时写下的序文必需具有批判性，才会显得有意义），描述人物性格的方式也该留意：夸张怪诞的相貌，扭曲的面容，暧昧的、俗世的、群众的戏剧。意大利的文学和造型艺术错过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战后的「表现主义」（注 10）盛会，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就达至高峰。或许，意大利那段时期的标签应该是「新－表现主义」而不是「新写实主义」吧。

    「表现主义」风格镜头的扭曲表现，可以在这本书中的人物脸孔看见。这些脸孔本来都属于我的亲朋好友。我努力伪饰这些脸，让人看了认不出来，让这些脸变得「负面」──因为我觉得唯有在「负面」里头才存有文学意义。同时，我也对真实人生怀抱懊悔──真实人生是更繁异，更暖和，更不可定义的啊；我对真实的民众懊悔──我知道他们的人性是更丰富良善的啊；懊悔的心境伴我好几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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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当我现在重读这本小说的时候，它在我身上产生了何种效果？（我这时已经找到一个好论点了：懊悔之心。我应该在序文开头就谈懊悔之心。）这部小说为我带来长期的不适──这些不适，有一部份已经稀释，有一部份却仍然残存。这种不适感之所以出现，是因为面对远比自己巨大许多的事物，是因为我所有同侪所纠缠的情绪，是因为悲剧，是因为英雄风度、慷慨作为、天才行径，是因为出自良心的黑暗剧。抗战：这本书在「抗战文学」中的位置在哪里？当我在书写这本书的时候，开创「抗战文学」似乎是种迫切的使命；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