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连花三天时间查她的电话号码——那个借给我比齐．鲍易兹唱片的女孩。

    我到高中办公室查阅毕业生名册，结果找到了。但当我按那个号码打电话时，磁带上的声音说此号码现已不再使用。我打到查号台，告以她的姓名。话务员查找了5分钟，最后说电话簿上没收这个姓名——就差没说怎么会收那个姓名。我道过谢放下听筒。

    第二天，我给几个高中同学打电话，询问知不知道她的情况。但全都一无所知，甚至大部分人连她曾经存在过都不记得。最后一人也不知为什么，居然说“不想和你这家伙说话”，旋即挂断了事。

    第三天，我再次跑去母校，在办公室打听了她所上大学的名称。那是一间位于山脚附近的二流女子大学，她读的是英文专业。我给大学办公室打电话，说自己是马科米克色拉调味汁评论员，想就征求意见事同她取得联系，希望得知其准确的住址和电话号码，并客气地说事关重大，请多关照。事务员说即刻查找，让我过15分钟再打电话。我便喝了一瓶啤酒后又打过去。这回对方告诉说，她今年3月便申请退学了，理由是养病。

    至于什么病，现在是否恢复到已能进食色拉的地步，以及为何不申请休学而要退学等等，对方则不得而知。

    我问她知不知道旧地址——旧地址也可以的，她查完回答说是在学校附近寄宿。于是我又往那里打电话，一个大概是女主人的人接起，说她春天就退了房间，去哪里不晓得，便一下子挂断了电话，仿佛在说也不想晓得。

    这便是连接我和她的最后线头。

    我回到家，一边喝啤酒，一边一个人听《加利福尼亚少女》。

    电话铃响了。

    我正歪在藤椅上半醒半睡地怔怔注视早已打开的书本。

    傍晚袭来一阵大粒急雨，打湿院子里树木的叶片，又倏然离去。雨过之后，带有海潮味儿的湿润的南风开始吹来，轻轻摇晃着阳台上排列的盆栽观叶植物，摇晃着窗帘。

    “喂喂，”女子开口道，那语气仿佛在四脚不稳的桌子上小心翼翼地放一只薄薄的玻璃杯。“还记得我？”

    我装出想一会儿的样子，说：

    “唱片卖得如何？”

    “不大好。……不景气啊，肯定。有谁肯听什么唱片呢！”

    “呃。”

    她用指甲轻轻叩击听筒的一侧。

    “你的电话号码找得我好苦啊！”

    “是吗？”

    “在爵士酒吧打听到的。店里的人问你的朋友，就是那个有点古怪的大个子，读莫里哀来着。”

    “怪不得。”

    缄默。

    “大家都挺寂寞的，说你一个星期都没来，是不是身体不舒服。”

    “还真不知道我会那么有人缘。”

    “……在生我的气？”

    “何以见得？”

    “我说话太过分了么，想向你道歉。”

    “啊，这方面你不必介意。要是你还是放心不下，就到公园撒豆喂鸽子去好了！”

    听筒那边传来她的叹气声和点香烟的声音。身后传来勃布．迪兰的《纳什维尔地平线》。大概打的是店里的电话。

    “问题不是你怎么感觉的，起码我不应该那样讲话，我想。”她一连声他说道。

    “挺严于律己的嘛！”

    “啊，我倒常想那样做的。”她沉默了一会儿，“今晚可以见面？”

    “没问题。”

    “8点在爵士酒吧，好么？”

    “遵命”“……哎，我碰到好多倒霉事。”

    “明白。”

    “谢谢。”

    她放下电话。

    说起来话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