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说话总是慢悠悠的，总是字斟句酌。

    我们面对面坐着。中间一张红色塑料桌，桌上放有一个满满装着烟灰头的纸杯。从高高的窗口如鲁本斯的画一般射下的阳光，在桌面正中间画出一条线，将明暗截然分开。我放在桌上的两手，右手在光照中，左手在阴影里。

    一九六九年春天，我们都正二十岁。休息室给我们这些穿着新皮鞋、夹着新讲义、脑袋里灌满新脑桨的新生挤得再无插足之地，身旁始终有人因碰撞而互相埋怨，或互相道歉。

    “那根本算不上城市。”她继续道，“有一条笔直笔直的铁路，有个车站。车站不成样子，下雨天司机恐怕都看不见。”

    我点了下头。尔后两人一声不响地茫然看着在光照中摇曳不定的香烟烟雾。

    “车站月台上总有狗从这头走到那头。就这么个车站，明白？”

    我点点头。

    “出了站，有块小小的交通岛，有汽车站，有几家店铺……店铺都傻呆呆的，一直走过去就是公园。公园有一架滑梯、三座秋千。”

    “沙坑呢？”

    “沙坑？”她慢慢想了一会儿，然后确认似的点下头，“有的。”

    我们再次陷入沉默。我把燃到头的香烟小心地碾死在纸杯里。

    “那座城市真个无聊透顶！建造那么无聊的城市到底出于什么目的呢？无法想象！”

    “神是以各种各样的形式出现的。”我试着说了一句。

    直子摇摇头，一个人笑了起来。那是成绩单上清一色A的女大学生常有的笑法。笑得活像里边的波斯猫。

    她消失后那笑也没消失，在我的心里留了很久，不可思议。

    对了，无论如何我都想见见月台上跑来跑去的狗。

    四年后，一九七三年五月，我一个人找到那座车站，为了看狗。为此我剃了胡须，扎上半年没扎的领带，换上科尔多瓦新皮鞋。

    我从车上——从只有两节眼看就要生锈的凄凄惶惶的车厢的市郊电气列车上——下来，最先扑鼻而来的是令人怀念的青草气息，那是很久很久以前的郊游气息。五月的风一如往昔从时间的远方阵阵吹来。若扬起脸侧耳倾听，甚至可以听见云雀的鸣叫。

    我打了个长长的哈欠，坐在车站长椅上，以无奈的心情吸了支烟。清早走出宿舍那兴冲冲的劲头已经荡然无存，似乎一切不过是同一事情的周而复始而已。永无休止的dé jàvu且重复一次恶化一次。

    以前有一段时间，我曾跟几个朋友横七竖八地挤睡在一起。天亮时有人踩我的脑袋，道一声对不起，随即传来小便声。周而复始。

    我松了松领带，嘴角仍叼着香烟，用尚未合脚的皮鞋底咔嚓咔嚓使劲地蹭水泥地面，目的是为了减轻脚痛。痛倒是没那么厉害了，却持续带给我一种乖戾感——就好像身体被另外分成了几部分。

    狗没出现。

    乖戻感……

    时不时有这种乖戻感，感觉上就像硬要把两块种类不同且夹带碎片的嵌板拼在一起似的。每当这时，我总是喝威士忌躺下。早上起来情形愈发不可收拾。周而复始。

    睁眼醒来，两侧有双胞胎女孩。同女孩睡觉虽说以前经历过几次，但两侧睡有双胞胎女孩毕竟头一遭。两人把鼻尖触在我两肩，很惬意似的睡个不醒。一个十分晴朗的周日清晨。

    一会儿，两人几乎同时睁开眼睛，毛手毛脚地穿上脱在床下的衬衫和蓝牛仔裤，不声不响地在厨房煮咖啡，烤面包片，从电冰箱里拿出奶油摆上餐桌。动作甚是训练有素。不知名的鸟儿落在窗外高尔夫球场的铁丝网上，机枪般叫个不止。

    “贵姓？”我问两人。醉意仍未消失，弄得我脑袋像要胀裂。

    “不配有名有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