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渴了。”

    “啤酒可以么？还是喝水？”

    “啤酒可以。”

    女孩从电冰箱取出啤酒，连同杯子拿到客厅。趁这时间我拾起掉在沙发背后的手表看了眼时间：4 点16分。再过一个小时多一点天将放亮。我拎过电话机拨动自己住处的号码。还从来没有往自己房间打过电话，好一会才想起号码。无人接。等铃响到15次我放下话筒，再次拨通让铃响了15次。结果同样，无人接起。

    莫非胖女郎回到她那在地下等待的祖父那里去了？还是被来我房间的符号士或“组织”的人抓住带往什么地方了呢？不管怎样，我想她都一定临阵有余。无论遇到什么情况，她的应变能力都是我的10倍，而年龄仅及我一半。实非等闲之辈！我放下话筒，想到此生再也见不到那女郎，不禁生出几分怅惘，就像观望一个个沙发和吊灯被从倒闭的宾馆中运出，一扇扇窗口被关合，一幅幅窗帘被卸下。

    我们坐在沙发上边喝啤酒，边注视头骨闪闪烁烁的白光。

    “头骨是同你发生感应才发光的不成？”女孩问。

    “不晓得。”我说，“不过有那个感觉。也可能不是我，而同别的什么发生感应。”

    我把剩下的啤酒全倒进杯里，从从容容地喝干。黎明前的世界万籁无声，同森林中无异。地毯上东一件西一件扔着我的衣服和她的衣服：我的轻便西服、衬衫、领带、长裤，她的连衣裙、长筒袜、小背心之类。地上的衣服摊，我觉得似乎是我这35载人生的一个总结。

    “看什么呢？”

    “衣服。”我回答。

    “干吗看什么衣服？”

    “刚才还是我的一部分来着，你的衣服也是你的一部分。现在则不然。活像别人的别的衣服。看不出是自己的。”

    “怕是交欢的关系吧？”她说，“交欢之后，人往往变得内省。”

    “不，不是那么回事。”我手拿空杯说，“并非变得内省，只是注目于构成世界的许多琐碎部件而已。蜗牛、雨帘、五金店的商品阵列——对这类东西十分敏感。”

    “不收拾衣服？”

    “不必，那样蛮好，那样使人坦然。用不着收拾。”

    “再讲讲蜗牛。”

    “蜗牛是在洗衣店门前看见的。”我说，“没想到秋天里还有蜗牛。”

    “蜗牛一年到头都有的。”

    “想必。”

    “在欧洲，蜗牛具有神话意味。”她说，“外壳意味黑暗世界，蜗牛从壳中探头意味阳光普照。所以，人们一看见蜗牛，就本能地想打破外壳使它从里面亮相。这事可做过？”

    “没有。”我说，“你懂得的还真不少。”

    “在图书馆工作嘛，自然知道很多。”

    我从茶几拿起那盒七星烟，用啤酒屋的火柴点燃，再次眼望地毯上的衣服。她的淡蓝色长筒袜上压着我的衬衫袖。天鹅绒连衣裙腰部拧劲似的扭歪着，旁边薄薄的小背心如垂头丧气的旗。项链和手表扔在沙发上，黑皮挎包躺在屋角的咖啡桌。

    她脱掉的衣服看上去比她本身还像她。也许我的衣服看上去比我本身还像我。

    “干吗在图书馆工作？”我问。

    “喜欢图书馆。”她回答，“安静，到处是书，知识成堆。我不愿意在银行或贸易公司工作，也懒得当老师。”

    我朝天花板喷出一口烟，注视其行踪。

    “想了解我？”她问，“例如哪里出生，少女时代如何，读哪所大学，什么时候不再是处女等等。”

    “不，”我说，“现在不急。多少想了解一点。”

    “我也多少想了解一点你。”

    “在大海附近出生的。”我说，“每次台风过后的第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