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道这也是我的公正的一种形式？

    所谓公正性，不外乎仅仅适用于极其有限世界的一个概念。但这一概念涉及所有领域。

    从蜗牛到五金店柜台以至婚姻生活，无一例外。尽管谁都不追求它，但我能给予的别无他物。在这个意义上，公正性类似爱情，想给予的和被追求的难以吻合。惟其如此，才有各种各样的东西从我面前或我内部径自通过远去。

    或许我应该后悔自己的人生。这也是公正的一种形式。然而我什么也不能后悔。纵使一切都风也似的留下我呼啸而去，那也是我本身的希冀所使然。我脑海中剩留的惟有漂浮的白色尘埃。

    去公园小卖店买香烟和火柴时，出于慎重，我顺便又往自己住处打了次电话。我知道不会有人接，但在这人生最后时刻往自己房间打次电话倒也不失为可取的念头。也可想象电话铃哗然大作的情景。

    出乎意料，电话钟鸣至第3 遍时居然有人拿起话筒，并“喂喂”两声。是身穿粉红色西服裙的胖女郎。

    “还在那里？”我吃了一惊。

    “何至于。”女郎道，“去了又回来了。哪里能那么逍遥！想接着看书，就回来了。”

    “看巴尔扎克？”

    “嗯，正是，妙趣横生，可以从中感觉到类似命运威力样的东西。”

    “那么，”我问，“你祖父可得救了？”

    “那还用说，轻而易举！水消了，又是回头老路。地铁票都买了两张。祖父精神得很，让我向你问好。”

    “谢谢。”我说，“你祖父现在干什么呢？”

    “去芬兰了，他说在日本干扰太多，没办法集中精力搞研究，所以去芬兰创办研究所。那里怕是个安安静静的好地方，又有驯鹿什么的。”

    “你没去？”

    “我决定留下来住你的房间。”

    “我的房间？”

    “是啊。我非常中意这房间。门扇已完全安好，电冰箱录像机也买齐了。不是被人搞坏了吗？床罩褥单窗帘换成了粉红色的你不介意吧？”

    “无所谓。”

    “订报纸也可以？我看看节目预告。”

    “可以。”我说，“只是那里有危险。‘组织’那帮人或符号士有可能卷土重来。”

    “瞧你，那有什么好怕的。”女郎说，“他们要的是祖父和你，我是不相干的人。刚才倒来了异常大和异常小的两个家伙，我把他们轰了出去。”

    “如何轰法？”

    “用手枪打中大家伙的耳朵，耳膜笃定报废。何惧之有！”

    “不过在公寓里打枪不又捅出一场乱子？”

    “没那回事。”她说，“只打一枪，人们只能当成意外。当然，连打几枪是成问题。但我枪法准，一枪足矣。”

    “嗬！”

    “对了，你失去意识后，我打算把你冷冻起来，怎么样？”

    “随你的便。反正毫无知觉。”我说，“这就去晴海码头，去那里回收好了。我坐的是白色卡列那1800Gt双排喷射引擎车。车型说不上来，反正里边播放鲍勃·迪伦的磁带。”

    “鲍勃·迪伦是谁？”

    “下雨天……”刚开始解释，又不耐烦起来，改口道，“一个声音嘶哑的歌手。”

    “冷冻起来，等祖父发现新的方法，说不定可以使你起死回生，是吧？过分指望未必如愿，但这种可能性并非没有。”

    “意识都没了，还指望什么。”我指出，“你真能冷冻我？”

    “没问题，放心好了。我嘛，冷冻是拿手好戏。做动物实验时，曾把猫狗之类活着冷冻过很长时间。把你也好好冷冻起来，藏在谁也找不到的地点。”她说，“所以，如果顺利，你的意识就会失而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