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首先把几件衬衣拿去洗衣店，再把几件衬衣取回。接着去银行提取现金，付电话费和煤气费，把房租转账过去。并去鞋铺换了个新后跟，买了闹钟用的电池和6盒原音带。返回后边听FEN①边拾掇房间。把浴槽刷洗得干干净净，把电冰箱里的东西全部拿出，将内壁彻底擦拭一遍，清点所藏食品。继而擦煤气灶，擦排气扇，擦地板，擦玻璃窗，归拢垃圾，更换床罩枕套，开吸尘器，如此干到两点钟。当我随着音响哼唱冥河乐队的《机器人先生》擦拭百叶窗时，电话铃响了，五反田打来的。

    ①以美军为收听对象的远东广播网，Far East Network之略。

    “能不能直接面谈？电话里有点不大合适。”我说。

    “可以。不过是否很急？现在事情多得脱身不得，电影和电视片碰在一起了。两三天后我想可以轻松下来慢慢谈。”

    “知道你忙，对不起。问题是一个人死了。”我说，“我们共同认识的人，警察出动了。”

    他在电话另一头默不作声。一种岑寂而雄辩的沉默。过去我以为沉默无非是缄口不语。但五反田的沉默则不然，而同其所具备的其他所有素质一样洒脱豁达、机敏睿智。这样说或许离奇：倘若侧耳谛听，仿佛可以听到其大脑以最快速度运转的声响。“明白了。我想今晚可以相见。也许很晚，不影响你？”

    “没关系。”

    “大概一两点时打电话过去。那之前怎么也抽不出时间，抱歉。”

    “可以，不要紧，等着就是。”

    放下话筒，我把刚才的对话整个回想一遍。

    问题是一个人死了，我们共同认识的人，警察出动了。

    这岂不简直成了电影！一涉及到五反田身上，一切都变得和电影镜头无异。什么原因呢？我觉得现实似乎在一步步后退，而自己正在熟悉所要扮演的角色——想必是他那种鬼使神差般的特异功能所使然吧。我脑海中浮现出五反田戴着墨镜、竖起双排扣大衣从“奔驰”车上下来的情景。魅力十足，一如辐射层轮胎广告。我摇下头，把剩下的百叶窗擦完。别再想了，今天是面对现实的一天。

    5点，我去原宿散步，在竹下大街寻找爱尔维斯纪念章，好半天也没有找到。吉斯也好爵尼梅丹也好AC/DC也好摩托头也好迈克尔·杰克逊也好王子也好——这些无所不有，惟独没有爱尔维斯。到第三家店，总算发现了“ELVIS，tONE”纪念章。那位扎着小包袱皮一般蝴蝶结的十七八岁女店员愣愣地看着我的脸。

    “什么？没听说过。不是指NE AVE或PUNK什么的？”

    “噢，介于二者之间吧。”

    “最近新名堂层出不穷，真的，魔术似的。”她咋了下舌，“没办法跟上。”

    “千真万确。”我同意道。

    之后，我在“钓冈”饭店喝了杯啤酒，吃了碗炸虾面。如此一来二去，时间不知不觉地流逝，到了黄昏时分。日出日落，晓暮晨昏。我作为一个平面大力士，无所事事，兀自大口大口地吞食虚线。我觉得事态毫无进展，觉得自己没有接近任何地方，倒是中途又生出了无数伏线，而同关键的喜喜却彻底线断缘绝。我觉得自己只是在岔路上长驱直进，只是在接触主要事件之前的小品演出上白白耗费时间和精力。然而主要事件又在何处上演呢？果真在上演不成？

    前半夜无事可干，7点钟去涩谷一家电影院看了保罗·纽曼的《裁决》。电影不坏，但由于几次思想溜号，情节给我看得支离破碎。眼睛注视银幕的时间里，蓦地觉得上面出现了喜喜的裸背，于是在她身上一阵胡思乱想。喜喜，你寻求我什么呢？

    电影放完，我昏头昏脑地起身走到外面。在街上走了一会，跨进一家我常去的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