仆笑眯眯地说，“又不是津巴布韦。”

    说法各所不一。

    傍晚，我把电冰箱里的东西打扫出来，做了晚饭。正好够做一份青菜色拉、煎蛋和大酱汤。想到明天就要去夏威夷，颇有些不可思议。对我来说，和去津巴布韦没什么不同，大概是因为没去过津巴布韦的缘故吧。

    我从抽屉里拉出一个不很大的塑料旅行包，往里塞进牙具袋、书和备用内衣、袜子，装进两件半袖衫、马球衫、短裤和瑞士军用小刀，把双色方格夏令西服的上装小心叠放在最上边。最后把拉链拉好，检查一遍护照、旅行支票、驾驶证、机票和信用卡。此外还有没有应带的呢？一样也想不起来。

    去夏威夷再简单不过，的确和去大矶相差无几。去北海道行李倒多得多。

    我把装好的旅行包放在地板上，开始准备随身穿的衣服：蓝色牛仔裤、半袖衫、带风帽的外衣、防寒运动服。一一叠放好后，再无事可干，一时闲得发慌。无奈，只好洗澡、喝啤酒、看电视。没什么激动人心的新闻。播音员预言明天起可能变天。这很好，我想，反正明天起在火奴鲁鲁。我失掉电视，歪在床上喝啤酒，转念又想起咪咪，完全地、彻底地死了的咪咪。她现在置身于冰冷冰冷的场所，身份不明，无人认领，斯特伦兹也好鲍勃·迪伦也好，她都再也听不见了。而我明天即将去夏威夷，且用别人的经费——世界难道应该是这个样子吗？

    我摇摇头，将咪咪的形象从脑中驱逐掉。另找时间想好了，对现在的我来说，这个问题过于深刻，过于沉重，过于炽热。

    我想到札幌海豚宾馆那个女孩儿，那个总服务台里戴眼镜的女孩儿，那个不知姓名的女孩儿。最近有好几天很想很想同她说话，甚至梦见她。这怎样才能实现呢？我不知道。如何开口打电话过去呢？难道只说想同服务台那个戴眼镜的女孩儿讲话就可以吗？不成。那不可能如愿以偿，甚至理都没人理。宾馆是个一丝不苟的严肃场所。

    我思索了半天。应该有条锦囊妙计。意志产生办法。10分钟后，我终于心生一计。能否顺利暂且不论，尝试的价值总是有的。

    我给雪打电话，商量一下明天的日程，告诉她早上9点半乘出租车前去接她。然后换上不经意的口气，问她知不知道那人的名字——对了，就是服务台那个把你托付给我的人，戴眼镜的人。

    “唔，应该知道，名字好像非常奇特，所以记在日记里了。现在想不起来，看日记才能知道。”她说。

    “马上看看好吗？”

    “正看电视呢，过一会不好？”

    “对不起，急用，急得很。”

    她嘟囔两句，但还是翻看了日记，说是叫“由美吉”。

    “由美吉？”我问，“写什么字？”

    “不知道。所以我不是说非常奇特么，不知写什么字。大概是北海道人吧，名字上没那种感觉？”

    “不，北海道没有这样的名字。”

    “反正就那么叫，就叫由美吉。”雪说，“喂，好了吗？看电视喽！”

    “看什么呢？”

    她答也没答，咔的一声放下电话。

    我拿起东京的电话簿，从头到尾查阅有没有姓由美古的。难以置信的是，这东京都居然有两个，其中一个是照相的，开了个“由美吉照相馆”。世上的姓氏真是花样繁多。

    接着，我给海豚宾馆打去电话，问由美吉小姐在不在。本来没抱多大希望，不料对方马上把她唤了上来。“是我，”我说。她还记得我，看来我还不无可取之处。

    “现在正忙着，”她低低地、冷冷地、干脆地说道，“过会儿回电话。”

    “好的，过会儿。”

    等待由美吉电话的时间里，给五反田打了个电话，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