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一代，情愿也罢不情愿也罢，我们都是从那一时代活过来的。极为笼统地说来，我们是生吞活剥了战后一度风行的理想主义而对更为发达、更为复杂、更为练达的资本主义逻辑唱反调的一代人。然而我现在置身的世界已经成了由更为发达的资本主义逻辑所统领的世界。说一千道一万，其实我已经在不知不觉之中被这一世界连头带尾吞了进去。在手握宝马方向盘、耳听舒伯特、停在青山大街等信号灯的时间里，我蓦然浮起疑念：这不大像是我的人生，我好像是在某人准备好的场所按某人设计好的模式生活。我这个人究竟到何处为止是真正的自己，从哪里算起不是自己呢？握方向盘的我的手究竟多大程度上是真正的我的手呢？四周景物究竟多大程度上是真实的景物呢？越是如此想，我越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但可以说我还是过着大体幸福的生活的，我想。能够称为不满的东西在我是没有的。我爱妻子。有纪子是个稳重的做事考虑周全的女性。生孩子后多少开始发胖，减肥和健身成了她心目中的重要事项。但我依然觉得她漂亮，喜欢和她在一起，喜欢同她睡。她身上有某种抚慰我安顿我的东西。无论如何我都不想重返二三十岁期间寂寞孤独的生活。这里是我的场所，在这里我能得到爱、得到保护，同时我也爱妻女保护妻女。对我来说，这是全新的体验，是始料末及的发现——原来自已是可以从这个角度干下去的。

    我每天早上开车把大女儿送去幼儿园，用车内音响装置放儿歌两人一起唱，然后回家同小女儿玩一会儿，再去就近租的小办公室上班。周末四人去箱根别墅过夜。我们看焰火，乘船游湖，在山路上散步。

    妻子怀孕期间，我有过几次轻度的婚外性关系，但都适可而止，时间也都不长。每个人我只和她睡一两次，最多三次。坦率地说，甚至明确的偷情意识我都不具有。我所寻求是“同什么人睡觉”这一行为本身，作为另一方的女人们想必也是同样。为避免过分深入，我慎重地选择对象。那时我大概是想通过和她们睡觉而尝试什么，看自己能从她们身上发现什么，她们能从我身上发现什么。

    第一个孩子出世后不久，我接到老家转来的一张明信片，内容是通知参加葬礼。上面写着一个女子的姓名，她死于三十六岁。邮戳是名古屋。名古屋我一个朋友也没有，想了半天，想起这女子原来是住在京都的泉的表姐。她的名字早已忘了，其父母家是名古屋。

    不言而喻，寄来明信片的是泉。除了她没有人会向我寄这东西。泉何苦寄这样的通知呢？一开始我感到费解。但拿着明信片看了几次，我从中读出了她僵冷的感情。泉没有忘记我做的事，也没有原谅。她想让我知道这一点，于是寄来了这张明信片。想必泉现在不很幸福，直感这样告诉我。若很幸福，她不至于往我这里寄这种明信片，即使寄也会写一句附言什么的。

    之后我想起泉的表姐，想她的房间和她的肉体，想两人大动干戈的场面。那一切曾经那般活生生地存在，如今却了无踪影，如随风吹散的烟。猜不出她是怎么死的，三十六不是一个人自然死亡的年龄。她的姓氏没有变——或未婚，或结过离了。

    把泉的情况告诉我的是一个高中同学。他从《布鲁斯》杂志的“东京酒吧指南”特集上看到我的照片，得知我在青山经营酒吧。他走到吧台我坐的地方，说道“好久不见了，还好吧”。不过他并非专门来看我的，是和同事前来喝酒。正巧我在，于是过来打招呼。

    “这里来了几次，以前。地点离公司近。不过完全不知道是你开的。世界也真是小。”他说。

    在高中时，总的说来我是班上不大合群的角色，而他则学习好体育也行，是地地道道的年级委员那一类型。人也温和，不多嘴多舌，给人的感觉可以说很不错。他属于足球部，原本人高马大，现在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