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恩节，还没到中午他就吃不消了。待得雪橇在屋前草坪上出现，假雪洒在花旗松的枝桠上，爸爸呆在家里，而我独自开着那辆大众巴士，穿梭在半岛地区。

    在跳蚤市场，阿富汗人偶尔会对爸爸的消瘦议论纷纷。起初，他们阿谀奉承，问及爸爸饮食有何秘方。可是询问和奉承停止了，爸爸的体重却继续下降。磅数不断减少，再减少。他脸颊深陷，太阳穴松塌，眼睛深深凹进眼眶。

    接着，新年之后不久，在一个寒冷的星期天早晨，爸爸在卖灯罩给一个壮硕的菲律宾人，我在大众巴士里面东翻西找，寻找一条毛毯盖住他的腿。

    “喂，小子，这个家伙需要帮忙！”菲律宾人焦急地喊道。我转过身，发现爸爸倒在地上，四肢抽搐。

    “救命！”我大喊，“来人啊！”我奔向爸爸。他口吐白沫，流出的泡泡浸湿了胡子。他眼珠上翻，只见一片白。

    大家都朝我们涌过来。我听见有人说发作了，另外有人说“快打911！”，我听见一阵跑步声。人群围过来，天空变得阴暗。

    爸爸的泡沫变红了，他在咬自己的舌头。我跪在他身旁，抓住他的手臂，说我在这里爸爸，我在这里，你会好的，我就在这里。好像如此这般，我就能减缓他的病痛，让它们不再烦我爸爸。我感到膝盖一片潮湿。爸爸小便失禁了。嘘，亲爱的爸爸，我在这里。你的儿子就在这里。

    那个白胡子的大夫头顶油光可鉴，把我拉出病房。“我想跟你一起看看你爸爸的CAt扫描。”他说。他把菲林放在走廊的灯箱上，用铅笔带橡皮擦的那头指着爸爸的癌症所在的图片，好像警察将凶手的大头像展示给罹难者的家属看。在那些照片上，爸爸的大脑看起来像个胡桃的切面，点缀着几个网球状的灰色阴影。

    “正如你看到的，癌症转移了。”他说，“他必须服用类固醇，以便缩减他大脑里的肿块，还得吃抗中风的药物。我建议做放射线治疗，你明白的我意思吗？”

    我说我明白。我已经熟悉癌症的相关术语了。

    “那就好，”他说，看看他的寻呼机，“我得走了，不过如果你有任何问题，可以给我打传呼。”

    “谢谢你。”

    那天晚上，我彻夜坐在爸爸床边的椅子上。

    翌日早晨，走廊那端的候诊室挤满了阿富汗人，有纽瓦克来的屠夫，爸爸建造恤孤院时的工程师。他们纷纷走进来，语调沉痛地向爸爸表达他们的敬意，祝福他尽早康复。那时爸爸已经醒了，他虚弱而疲倦，但清醒。

    早晨过了一半，塔赫里将军和他太太也来了。索拉雅跟在后面，我们对望了一眼，同时将眼光移开。“你好吗，老朋友。”塔赫里将军说，捂着爸爸的手。

    爸爸示意他看着臂上的输液管，露出孱弱的微笑。将军回以微笑。

    “你们不应如此麻烦的，你们大家。”爸爸呻吟着说。

    “这不麻烦。”塔赫里太太说。

    “一点都不麻烦。更重要的是，你需要什么吗？”塔赫里将军说，“什么都行，请把我当成你的兄弟。”

    我记得有一次爸爸跟我说起普什图人的事情。我们也许头脑顽固，我知道我们太过骄傲，可是，在危难的时刻，相信我，你会宁愿在身边的是普什图人。

    爸爸在枕上摇摇头：“你能到这里来已经叫我很高兴了。”将军脸现微笑，捏捏爸爸的手。“你怎么样？亲爱的阿米尔？你需要什么东西吗？”

    他竟然那样看着我，眼中充满慈爱……“不，谢谢，将军大人。我……”我喉咙一哽，泪水止不住掉下来，冲出病房。

    我站在走廊的灯箱边上哭泣，就在那儿，前一天晚上，我看到了凶手的真面目。

    爸爸的门开了，索拉雅从他的病房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