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疲累而憔悴，似乎彻夜未睡。他双手捧起莎娜芭的手，告诉她，如果她想哭就哭吧，但她不用哭，现在她在家里了，他说，在家里和家人在一起。他抚摸着她脸上的伤疤，把手伸进她的头发里面。

    在哈桑和法莎娜照料下，她康复了。他们喂她吃饭，替她洗衣服。我让她住在楼上一间客房里面。有时我会从窗户望出去，看见哈桑和他母亲跪在院子里，摘番茄，或者修剪蔷薇篱笆，彼此交谈。他们在补偿所有失去的那些岁月，我猜想。就我所知，他从来没有问起她到哪里去了，或者为什么要离开，而她也没有说。我想有些事情不用说出来。

    1990年冬天，莎娜芭把哈桑的儿子接生出来。那时还没有下雪，但冬天的寒风呼啸着吹过院子，吹弯了苗圃里的花儿，吹落了树叶。我记得莎娜芭用一块羊毛毯抱着她的孙子，将他从小屋里面抱出来。她站在阴暗的灰色天空下，喜悦溢于言表，泪水从她脸上流下，刺人的寒风吹起她的头发，她死死抱着那个孩子，仿佛永远不肯放手。这次不会了。她把他交给哈桑，哈桑把他递给我，我在那个男婴耳边，轻轻唱起《可兰经》的经文。

    他们给他起名索拉博，那是《沙纳玛》里面哈桑最喜欢的英雄，你知道的，亲爱的阿米尔。他是个漂亮的小男孩，甜蜜得像糖一样，而性子跟他爸爸毫无二致。你应该看看莎娜芭带那个孩子，亲爱的阿米尔。他变成她生活的中心，她给他缝衣服，用木块、破布和稻秆给他做玩具。他要是发热，她会整晚睡不着，斋戒三天。她在锅里烧掉一本回历，说是驱走魔鬼的眼睛。索拉博两岁的时候，管她叫“莎莎”。他们两个形影不离。

    她活到他四岁的时候，然后，某个早晨，她再也没有醒来。她神情安详平静，似乎死得无牵无挂。我们在山上的墓地埋了她，那座种着石榴树的墓地，我也替她祷告了。她的去世让哈桑很难过——得到了再失去，总是比从来就没有得到更伤人。但小索拉博甚至更加难过，他不停地在屋里走来走去，找他的“莎莎”，但你知道，小孩就是那样，他们很快就忘了。

    那时——应该是1995年——俄国佬已经被赶走很久了，喀布尔依次落在、和人民圣战者组织手里。不同派系间的内战十分激烈，没有人知道自己是否能活到一天结束。我们的耳朵听惯了炮弹落下、机枪嗒嗒的声音，人们从废墟爬出来的景象也司空见惯。那些日子里的喀布尔，亲爱的阿米尔，你在地球上再也找不到比这更像地狱的地方了。瓦兹尔·阿克巴·汗区没有遭受太多的袭击，所以我们的处境不像其他城区一样糟糕。

    在那些炮火稍歇、枪声较疏的日子，哈桑会带索拉博去动物园看狮子“玛扬”，或者去看电影。哈桑教他射弹弓，而且，后来，到了他八岁的时候，弹弓在索拉博手里变成了一件致命的武器：他可以站在阳台上，射中院子中央水桶上摆放着的松果。哈桑教他读书识字——以免他的儿子长大之后跟他一样是个文盲。我和那个小男孩越来越亲近——我看着他学会走路，听着他牙牙学语。我从电影院公园那边的书店给索拉博买童书——现在它们也被炸毁了——索拉博总是很快看完。他让我想起你，你小时候多么喜欢读书，亲爱的阿米尔。有时，我在夜里讲故事给他听，和他猜谜语，教他玩扑克。我想他想得厉害。

    冬天，哈桑带他儿子追风筝。那儿再也没有过去那么多风筝大赛了——因为缺乏安全，没有人敢在外面待得太久——但零星有一些。哈桑会让索拉博坐在他的肩膀上，在街道上小跑，追风筝，爬上那些挂着风筝的树。你记得吗，亲爱的阿米尔，哈桑追风筝多么在行？他仍和过去一样棒。冬天结束的时候，哈桑和索拉博会把他们整个冬天追来的风筝挂在门廊的墙上，他们会像挂画像那样将它们摆好。

    我告诉过你，1996年，当塔利班掌权，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