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个精于此道的家伙，有时他们替那些前来报道战争的西方记者服务。

    拉辛汗曾要求我多陪着他几天，计划得更详尽些。但我知道自己得尽快启程。我害怕自己会改变主意。我害怕自己会犹豫不决，瞻前顾后，寝食难安，寻找理由，说服自己不要前去。我害怕来自美国生活的诱惑会将我拉回去，而我再也不会趟进这条大河，让自己遗忘，让这几天得知的一切沉在水底。我害怕河水将我冲走，将我冲离那些当仁不让的责任，冲离哈桑，冲离那正在召唤我的往事，冲离最后一次赎罪的机会。所以我在这一切都还来不及发生之前就出发了。至于索拉雅，我没有告诉她我回阿富汗并非明智之举。如果我那么做，她会给自己订票，坐上下一班飞往阿富汗的客机。

    我们已经越过国境，触目皆是贫穷的迹象。在路的两旁，我看见村落一座连一座，如同被丢弃的玩具般，散落在岩石间；而那些残破的泥屋和茅舍，无非是四根木柱，加上屋顶的破布。我看见衣不蔽体的孩子在屋外追逐一个足球。再过几里路，我看到有群男人弓身蹲坐，如同一群乌鸦，坐着的是被焚毁的破旧俄军坦克，寒风吹起他们身边毛毯的边缘，猎猎作响。他们身后，有个穿着棕色长袍的女子，肩膀上扛着大陶罐，沿着车辙宛然的小径，走向一排泥屋。

    “真奇怪。”我说。

    “什么？”

    “我回到自己的国家，却发现自己像个游客。”我说。路边有个牧人，领着几只干瘦的山羊在赶路。

    法里德冷笑，扔掉烟蒂，“你还把这个地方当成国家？”

    “我想有一部分的我永远会这么认为。”我说，我的戒备之心出乎自己意料之外。

    “在美国生活了二十年之后？”他说，打着方向盘，避开路上一个海滩球那么大的洞。

    我点点头：“我在阿富汗长大。”

    法里德又冷笑。

    “你为什么这样？”

    “没什么。”

    “不，我想知道。你干吗这样？”

    借着他那边的观后镜，我见到他眼里有神色闪动。“你想知道？”他嗤之以鼻，“我来想像一下，老爷。你也许生活在一座两层或者三层的楼房，有个漂亮的后院，你的园丁给它种满花草和果树。当然，门都锁上了。你父亲开美国车。你有仆人，估计是哈扎拉人。你的父母请来工人，装潢他们举办宴会的房间，好让他们的朋友前来饮酒喝茶，吹嘘他们在美国和欧洲的游历。而我敢拿我大儿子的眼睛打赌，这是你第一次戴毡帽。”他朝我咧嘴而笑，露出一口过早蛀蚀的牙齿，“我说得没错吧？”

    “你为什么要说这些呢？”我说。

    “因为你想知道，”他回嘴说。他指着一个衣裳褴褛的老人，背着装满柴草的麻袋，在泥土路上跋涉前进。“那才是真正的阿富汗人，老爷，那才是我认识的阿富汗人。你？在这里，你一直无非是个过客而已，只是你自己不知道罢了。”

    拉辛汗警告过我，在阿富汗，别指望那些留下来战斗的人会给我好脸色看。“我为你父亲感到难过，”我说，“我为你女儿感到难过，我为你的手感到难过。”

    “那对我来说没有意义。”他摇摇头说，“为什么无论如何，你们总是要回到这里呢？卖掉你们父亲的土地？把钱放进口袋，跑回美国找你们的妈妈？”

    “我妈妈在生我的时候死了。”我说。

    他叹气，又点一根烟，一语不发。

    “停车。”

    “什么？”

    “停车，该死。”我说，“我要吐了。”车还没在路边的沙砾上停稳，我就吐了出来。

    接近黄昏的时候，地形变了，从烈日灼烤的山峰和光秃秃的悬崖变成一派更翠绿的田园风光。大路从蓝地科托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