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经常向一个叫做塞弗的老人买风筝。他在旧警察局旁边开了间小小的风筝铺。”

    “警察局还在那儿。”法里德说，“这座城市不缺警察。但你在雅德梅湾，或者喀布尔任何地方，再也找不到风筝或者风筝铺了。那样的日子已经结束。”

    雅德梅湾业已变成一座巨大的废墟。那些尚未被彻底摧毁的屋宇赤条条竖在那儿，屋顶破了大洞，墙壁嵌满火箭的弹片。整个街区已经化为瓦砾。我看见一个带着弹孔的招牌斜斜埋在一堆残骸中，上面写着“请喝可口可……”。我看见在那些犬牙交错的砖石废墟中，有座没有窗户的破房子，儿童在里面玩耍。自行车和骡车在孩子、流浪狗和一堆堆废物中穿梭。城市上方是灰蒙蒙的尘雾，河那边，一道青烟袅袅升上天空。

    “那些树呢？”我说。

    “冬天的时候被人们砍成柴火了。”法里德说，“俄国佬也砍了不少。”

    “为什么？”

    “树上经常躲着狙击手。”

    一阵悲哀向我袭来。重返喀布尔，犹如去拜访一个多年未遇的老朋友，却发现他潦倒凄戚，发现他无家可归、身无分文。

    “我爸爸过去在沙里诺区盖了个恤孤院，旧城那边，就在这里南面。”我说。

    “我有印象，”法里德说，“它在几年前被毁了。”

    “你可以停车吗？”我说，“我想在这里走走，很快就好。”

    法里德把车停在一条小巷，旁边有座摇摇欲坠的房子，没有门。“那过去是间药房。”我们下车时法里德咕哝着说。我们走上雅德梅湾，转右，朝西走去。“什么味道？”我说。某些东西熏得我眼泪直流。

    “柴油。”法里德回答说，“这座城市的发电厂总是出毛病，用电得不到保证，人们烧柴油。”

    “柴油。你记得从前这条街道散发着什么味道吗？”

    法里德笑着说：“烤肉。”

    “烤羊羔肉。”我说。

    “羊羔肉。”法里德说，舔了舔嘴唇。“现在喀布尔城里只有塔利班吃得上羊羔肉啦。”他拉拉我的衣袖，“说起……”

    一辆汽车朝我们开来。“大胡子巡逻队。”法里德低声说。

    那是我第一次见到塔利班。我在电视上、互联网上、杂志封面上、报纸上见过他们。但如今我站在这里，离他们不到五十英尺，告诉自己心里突然涌起的并非纯粹的赤裸裸的恐惧；告诉自己我的血肉没有突然之间压着我的骨头，我的心跳没有加速。他们来了，趾高气扬。

    红色的丰田皮卡慢慢驶过我们。几个脸色严峻的青年人蹲在车斗上，肩膀扛着俄制步枪。他们全都留着大胡子，穿着黑色长袍。有个皮肤黝黑的家伙，看上去二十出头，皱着一双浓眉，手中挥舞着鞭子，有节奏地甩打车身一侧。他溜转的眼睛看见我，和我对望。终我一生，我从未觉得自己如此无遮无拦。接着那个塔利班吐了一口沾有烟丝的口水，眼睛移开。我发现自己又能呼吸了。皮卡沿雅德梅湾驶去，在车后卷起一阵尘雾。

    “你怎么回事？”法里德嘘声说。

    “什么？”

    “永远不要瞪着他们！你听到了吗？永远不要！”

    “我不是故意的。”我说。

    “你的朋友说得对，老爷。好像你不该用棍子去捅一条疯狗。”有人说。声音来自一个老乞丐，赤足坐在一座弹印斑斑的建筑的台阶上。他身上的旧衣磨得破烂不堪，戴着肮脏的头巾。他左边眼眶空空如也，眼皮耷拉。他举起患关节炎的手，指着红色皮卡驶去的方向。“他们开着车，四处寻找。希望找到那些激怒他们的人，他们迟早会找到，然后那些疯狗就有得吃了，整天的沉闷终于被打破，每个人都高呼‘真主至尊！’而在那些没人冒犯他们的日子里，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