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章
是承诺,记得回来找我。”
“谢谢你。”我说,“太谢谢你了。”我是说真的。现在我知道妈妈曾经喜欢涂了蜂蜜的杏仁蛋糕,还有热红茶,知道她用过“深深地”这个词,知道她曾为快乐烦恼过。我对妈妈的了解,从这个街头老人身上得到的,甚至比从爸爸身上知道的还要多。
露宿街头的老乞丐恰好认识我妈妈,这在多数非阿富汗人眼里,也许会是匪夷所思的巧合,但我们对此只字不提,默默走回那辆汽车。因为我们知道,在阿富汗,特别是在喀布尔,这样的荒唐事情司空见惯。爸爸过去说过:“把两个素昧平生的阿富汗人关在同一间屋子里,不消十分钟,他们就能找出他们之间的亲戚关系。”
我们离开了坐在那座房子台阶上的老人。我原想带他到他的办公室去,看看他能否想起更多关于我妈妈的事情。但我再也没有见到他。
我们发现新恤孤院在卡德察区北边,紧邻干涸的喀布尔河河堤。那是一座平房,军营式建筑,墙上有裂缝,窗户用木板封上。前去的途中,法里德告诉我说,在喀布尔各个城区中,卡德察区受战争破坏最严重,而当我们下车,证据太明显了。立在满是弹坑的街道两旁的,只有比废墟好不了多少的破落建筑,以及久无人烟的房子。我们走过一具锈蚀的轿车残骸,看到一台半截埋在碎石堆里面、没有荧屏的电视机,一堵涂着黑色“塔利班万岁”标语的墙壁。
应门的是个秃顶男人,矮矮瘦瘦,留着蓬松的灰白胡子。他穿着旧斜纹呢夹克,戴着无边便帽,眼镜挂在鼻尖上,有块镜片已经碎裂。眼镜后面,黑豆似的眼珠在我和法里德身上扫来扫去。“你好。”他说。
“你好,”我说,把宝丽莱照片给他看,“我们在找这个男孩。”
他匆匆瞥了一眼照片,“对不起,我从没见过他。”
“你还没仔细看看那张照片呢,老弟,”法里德说,“为什么不好好看看呢?”
“麻烦你。”我补上一句。
门后的男人接过相片,端详着,把它还给我。“不,对不起。我只认得这所机构里面的每一个孩子,但这个看起来很面生。现在,如果你们没别的事情,我得去工作了。”他关上门,上栓。
我用指节敲门:“老爷,老爷,麻烦你开门。我们对他没有恶意。”
“我跟你说过,他不在这里。”门那边传来他的声音,“现在,请你们走开。”
法里德上前几步,把前额贴在门上。“老弟,我们没带塔利班的人来。”他小心翼翼,低声说,“这个男人是想把那孩子带到安全的地方。”
“我从白沙瓦来。”我说,“我有个好朋友认识一对美国夫妇,在那儿开设恤孤院。”我感到那人就在门后。知道他站在那儿,倾听着,犹豫不决,在希望和怀疑之间来回挣扎。“你看,我认识索拉博的父亲,”我说,“名字叫哈桑。他妈妈的名字叫法莎娜。他管他奶奶叫莎莎。他能读书写字,弹弓打得很好。那儿有孩子的希望,老爷,一条生路。麻烦你开门。”
门后只有沉默。
“我是他伯伯。”我说。
隔了一会儿,传来开锁的声音,门缝又露出那张窄窄的脸。他看看我和法里德,对我说:“有件事你说错了。”
“哪件?”
“他的弹弓射得很了不起!”
我笑了。
“那东西跟他形影不离。他无论走到哪儿,都会将它塞在裤带上。”
那人放我们进去,自我介绍,他叫察曼,恤孤院的负责人。“我带你们去我的办公室。”他说。
我们跟着他,穿过阴暗污秽的走廊,孩子们穿着残破的羊毛衫,赤着脚走来走去。我们走过一些房间,没有一间铺着地毯,窗子蒙着塑料膜。房间塞满铁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