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后（这时她住在美国），萨宾娜朋友之一，一位美国参议员，用他的大轿车带她出去兜风。他的四个孩子在车后座跳上蹦下。参议员把车停在一个带有人造滑冰场的体育馆前面，四个孩子从车上跳出来，开始在四周宽阔的草坪上跑起来。参议员坐在方向盘后，美美地看着那四个活蹦乱跳的小身影，对萨宾娜说：“看看他们吧，”他用手臂划了个圆圈，把运动场、草地以及孩子都划在圈里，“瞧，这就是我所说的幸福。”

    他的话里面，不仅有看着孩子奔跑和绿草生长的欢欣，还有对一个来自共产党国家的难民的深深理解。参议员深信，在那个国家里是不会有绿草生长和孩子奔跑的。

    一瞬间，萨宾娜的脑子中闪现过一个幻影：这位参议员正站在布拉格广场的一个检阅台上。他脸上的微笑，就是那些当权者在高高的检阅台上，对下面带着同样笑容的游行公民发出的笑。

    参议员怎么知道孩子就意昧着幸福？他能看透他们的灵魂？如果此刻他们都不见了，其中三个向第四个扑过去并狠狠揍他，那又意味着什么？

    参议员只有一条理由对他有利：他的感情。心灵和大脑经常意见不合抵触龃龉。而在媚俗作态的王国里，心灵的专政是最高的统治。

    媚俗所引起的感情是一种大众可以分享的东西。媚俗可以无须依赖某种非同寻常的情势，是铭刻在人们记忆中的某些基本印象把它派生出来的：忘恩负义的女儿，被冷落了的父亲，草地上奔跑的孩子，被出卖的祖国，第一次恋情。

    媚俗引起两种前后紧密相连的泪流。第一种眼泪说：看见孩子们在草地上奔跑着，多好啊！

    第二种眼泪说：和所有的人类在一起，被草地上奔跑的孩子们所感动，多好啊！

    第二种眼泪使媚俗更媚俗。

    地球上人的博爱将只可能以媚俗作态为基础。

    没有比政客更懂得这一点了。无论何时，一个照相机即将开拍，他们会立即奔向最近前的孩子，把他举到空中，亲吻他的脸蛋。媚俗是所有政客的美学理想，也是所有政容党派和政治活动的美学理想。

    各种政治倾向并存的社会里，竞争中的各种影响互相抵销或限制，我们居于其中，还能设法或多或少地逃避这种媚俗作态的统治：各人可以保留自己的个性，艺术家可以创造不见的作品。但是，无论何时一旦某个政治运动垄断了权力，我们便发观自己置身于媚俗作态的极权统治王国。

    我说到极权统治，我的意思是一切侵犯媚俗的东西必将从生活中清除掉：每一种个性的展示（在博爱者微笑的眼里，任何偏离集体的东西均遭藐视）；每一种怀疑（任何以怀疑局部始的人，都将以怀疑生活自身而终）；所有的嘲讽（在媚俗的王国里，一切都必须严肃对待），以及抛弃了家庭的女人，或者爱男性胜过爱女性的男人。于是，“丰富而且多彩”这样神圣的法令，就成为了疑问。

    根据这一点，我们可以把古拉格当作媚俗作态极极统治用来处理垃圾的化粪池。

    紧接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十年，是最可怕的斯大林恐怖时期。当时特丽莎的父亲由于鬼混而被捕，十岁的特丽莎被逐出家门。这也是二十岁的萨宾娜在美术学院学习的时候。在那里，她的马列教授向她解释社会主义艺术的理论：社会主义社会如此飞跃进展，其基本矛盾不再是好与坏的矛盾，而是好与更好的矛盾。所以大粪（那是无论如何也根本不能接受的了）只能存在“在那一边（比如说，在美国）”，象一些异己的东西（比如说特务），只有从那里，从外部，才能打入这个“好与更好”的世界。

    事实上，在那最严酷的时代，苏联电影在所有“好与更好”的国家泛滥。电影中充满了不可信的纯洁和高雅。两个苏联人之间可以出现的最大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