魂之中永远保留着人民的位置。

    “人民”二字对真正的作家从来不是抽象的名词或概念。

    这一点事实不由他们的笔是否只写人民来判定，而由他们的情感幅度来证实。在这一前提之下，他们的笔为识字的人尤其为有阅读习惯的人们而创作，他们却用心去关注那些可能不识字的在贫穷的泥淖中匍匐的人们。也许有人轻蔑这一种情愫，说这不过是同情。但如果没有了一些人对另一些人的同情，也便没有了一些人希望能为另一些人做些什么的冲动。那么世界上大概就只剩下了人为自己做什么的冲动。而世界真到了这种地步，是连仁慈的上帝也会产生厌恶的。

    我们已处在这样一个时代的人口处——它似乎将一切法则都归结到了金钱本身的法则上。于是它使一切人的头脑都变得极端简单化了。于是它使它本身的特点也变得极端简单化了。简单得直截了当而且粗鄙……

    近来我听到一种说法——传统在台湾，法制在香港，腐败在大陆。

    这当然是很偏激的说法。我相信台湾和香港也自有他们的腐败。并且进一步相信，腐败在这个世界上到处都存在。只不过程度不同罢了。

    但一个事实是——大陆，也就是我们共和国肌体上发生的腐败现象，的确是到了这样一种程度——它几乎使我们大多数国民，在每一个月里都能深切地感受到它对我们日常生活的侵蚀。正因为已经到了这样的程度，老百姓才祈祷反腐败能够对我们共和国的肌体，从真正意义上起到一次清除作用。

    而另一个事实是——的确，腐败已然侵蚀到了公检法部门。即使不能说非常之严重，也可以说是相当之严重了。

    这就难免会使普遍的者百姓，对我们共和国的前景感到沮丧和悲观了。

    因为，普遍的老百姓，对于所谓权钱交易，耳濡目染的，似乎早已司空见惯了。

    我也许会站在今天写明年和后年我预测可能发生的事，却绝不会，永远也不会，铺开稿纸，吸着姻，潜心地去编织一个很古久的故事。

    即使我下了天大的决心，写下第一行宇以后，我也肯定会跳将起来反问我自己——我这是怎么了？我为什么要这样？意义何在？虽然，我十分明白，写历史是多么稳妥的选择。因为那样，差不多只有那样，一个中国的当代作家，才能既当着作家，又不至于和当代，尤其是和当代的主宰者们，发生在所难免的矛盾，抵触和冲撞。并且，毫无疑问地，虽然民主程度已较宽松(我感觉是这样，实际上也是这样，但愿我的感觉是对的)，但在冲撞之中，可想而知，下场大为不妙的也肯定是作家本人。

    “百姓”这个词，过去本是对皇帝、皇族、朝廷命官以及他们的阶层而言的。在京都，过去是对每天上金銮殿持侯朝的人、大商人、大员外之类以外的一切人的统称。在地方，比如在一个县，则便是对除了县官、县官周围的人，以及县内名流和富绅们以外的一切人的统称了。

    我曾从内心里惧怕那一种“汪洋大海”。

    因为，毕竟的，我是一个虞诚地拥护改革开放的人。而且，曾自认为是一个够乐观的改革开放信仰主义者。为“改革开放”这四个字，我确曾尽我的全力呐喊过。但是，那也不行。一旦我被那一种“汪洋大海”所氛围，我这个改革开放信仰主义者便前仰后合起来。我感到，它——那“汪洋大海”，要同化我，要改变我自信的对中国现实的总体看法，要把我变成它的一小簇泡沫，竟是那么简单那么的轻而易举的事。问题还在于，这写出来都够令我自己对自己感到沮丧感到悲观的——它根本就不打算同化你。它根本就不屑于同化你。你是无可选择地，别无它法地，甚至是理所当然地就被同化了。

    我以为，在全中国，大概顶数北京人的道听途说最不容作轻挑的讽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