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时将文学的美学价值抬高到不适当的地位予以鼓噪，证明着文坛的幼稚和浅薄。

    似乎曾有着一种清高的论调诉诸文坛——“超脱派”。如专指对名利及其它与名利相关的种种而言，则我以为应该。倘还包含着对一切世事都超然度外的意思，则我以为是虚伪之极的论调。鼓噪或推崇这种论调的，我以为本身必患着一种“软体文人”的不治之症。丧失了批判之勇气的中国当代作家，必辜负当代。所谓“超脱”也意味着对自己的可耻的怯懦的开脱。别无什么高明在这论调之中。我讨厌这种论调。不管这种论调出自谁人的或冠冕堂皇或闪烁其词的主张。并且我总怀疑他们是心领神会了什么人的暗示又来蛊惑更多的人，以完成着近于奴仆的使命！我不信那会成为有点出息的作家。莫“超世”之作，也未必竞真能流传百世……

    请理论家们和评论家们不要贬低作家们的忧患意识。尤其是今天，这种贬低恰恰证明理论和评论的轻挑。作家们更不要自己贬低自己的忧患意识，永远不要。这乃是作家们的极可贵的意识。

    不善于舞剑而只善于耍刀的人说——舞剑不过是花架子，耍刀才真本领。

    不善于耍刀而只善于舞剑的人说——耍刀算什么！舞剑才真本领。

    所以目前中国文坛喧喧嚷嚷的不过是剑客的理论和刀客的理论。

    说真话之难，难在你明明知道说假话是一大缺点，却因这一大缺点对你起到铠甲的作用，便常常宽怨自己了。只要你的假话不造成殃及别人的后果，说得又挺有分寸，人们非但不轻蔑你，反而会抱着充分理解充分体谅的态度对待你。因此你不但说了假话，连羞耻感也跟着丧失了。于是你很难改正说假话的缺点。甚至渐渐麻木了改正它的愿望。最终像某些人一样，渐渐习惯了说假话。你须不断告诫自己或被别人告诫的，倒是说假话的技巧如何？说真话还是说假话的选择倒变得毫无意义了似的。

    说假话的技巧一旦被某些人当成经验，真话的意义便死亡了。真话像一切有生命的东西一样，是需要适合的“生存环境”的。倘没有这一“生存环境”为前提，说真话的人则显得愚不可及，而说假话则必显得聪明可爱了。如此一来，即使社会的良知和文明一再呼吁、要求、鼓励说真话，真话也会像埋人深士不会发芽的种子一样沉默着，而假话却能处处招摇过市畅通无阻。

    这也真是一种可悲。

    我们已然有了三亿多儿童和少年，却还有那么多的男青年和女青年硬要往这三亿之众的一部分末成年的中国小人儿里边挤。甚至三十来岁了，仍嗲声嗲气对社会喋喋不休地宣称自己不过是“男孩儿”和“女孩儿”。那种故作儿童状的心态，证明他们和她们是多么乞求伶爱、溺爱、宠爱……

    这其中不乏当代之中国大学生。

    问题还不仅仅在于“男孩儿”、“女孩儿”这一种自幻心理是多么可笑的心理疾病，问题更在于——它还导致一种似乎可以命名为“男孩儿文化”和“女孩儿文化”的“文化疟疾”。这“文化疟疾”，首先在大众文化中蔓延，进而侵蚀一切文化领域。于是不知从哪一天开始，中国之当代文化，不经意间就变得这样了——娇滴滴，嗲兮兮，甜丝丝，轻飘飘，黏黏糊糊的一团。

    人对人的爱心应是高于一切的，是社会起码的也是必要的原则。当这一原则遭到歪曲时，人不应驯服为时代的奴隶。获得这一种很平凡的思想，我们当年付出了怎样的代价啊！……

    当时代发展的利益还不能平等地具体到一切人身上的时候，当时代发展的负面强烈地固扰某些人的时候，人便企图同时代保持某种距离。于是人与社会的中介关系便产生。中国式的“社团”是中国人和中国目前时代的“扬长避短”的选择。既是被动的，亦是主动的。普遍的中国人，希望通过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