们的一次泄精。不同在于更是心理方面的。而后，她们或许逢人便兴奋得脸上充血地讲——“我吻了某某”，或许将这句话写在日记里。而这句话原本的正确意思，其实更应被读解为“某某吻了我！”——于是她们的一次心理的性行为似乎得以实践，似乎得以满足了……

    至于那些漂亮的少女们，她们在现实中的存在态势，就可能是被“追”的态势。这已够她们满足的了。甚至够她们厌烦的了。虽然她们不是“星”。她们也参与“追星”之“族”，也许更是“赶时髦”，“追”虚荣。一吻对于她们是垂手可得，易如反掌的。只要她们乐于获得或给予。她们比任何别人都更加清楚自己具有这方面的实力，机会也是多面又多的。“时髦”和虚荣，会使她们的实力更强，在她们看来多多宜善。所以倒成了第一位的需求和渴望了……

    的的确确，若在中产阶级某人的无忧无虑，心旷神逸的“闹适活法”和一个平民中某人的不甘庸常，奋斗不止，一心攀升为中产阶级乃到资产者的“野心活法”之间，谁都很难分析出一个孰是孰非，孰优孰劣，孰好孰不好的区别。又比如在林语堂和鲁迅之间吧，同是文人，你似乎也很难说是林语堂的“士大夫”式的“活法”更符合中国之标准的文人的“活法”，还是鲁迅的“时代斗士”的“活法”更符合。只能因人面易。鲁迅曾斥“士大夫”式旧中国文人的“括法”，是一种“因有资格有资本有闭，而专以将闲话作成闹来无事之文章”的“活法”。林语堂，亦指名道姓地如此评说过鲁迅——“于其说是战士，莫如谓之斗士。斗士者，一旦失了所斗之目标，投石向犬，即中亦快。”

    成熟对浅薄媚俗，思考对时髦媚俗，文化品格对市侩哲学媚俗，文化的责任和使命对玩世不恭的街头痞子的“理论”媚俗，一言以蔽之，文化人的总体的文化心态，以令人害羞的媚俗之姿同是非不分善恶不分美丑不分的浑噩世相“倒挂”。并且就目前看来，似乎惟恐挂不上，似乎惟恐挂得不紧。于是，教人如何在社会生活中变得圆通、变得圆滑，进而变得狡猾狡诈，变得“厚黑”起来的书成系列地堂而皇之地占领文化园林。

    有位青年评论家曾著文，专门研究和探讨一批男性知青作家笔底下的女性形象，发现他们(当然包括我)倾注感情着力刻画的年轻女性，尽管千差万别，但大抵是温柔拥静的女性。我认为这是表现在一代人的情爱史上惨淡的文化现象和倾向。开朗活泼的性格，对于年轻的女性，当年太容易成为指责与批评的目标。在和时代的对抗中，最终妥协的大抵是她们自己。

    文章又进一步论证，纵观大多数男性作家笔下缱绻呼出的女性，似乎足以得出结论——在情爱方面，一代知青是失落了的。

    我认为这个结论是大致正确的。

    我们似乎谁也不会主动接近谁。我的存在，不过是为她壮胆，好比一条警觉的野狗——仅仅是为她壮胆。仿佛有谁暗中监视着我们的一举一动，使我们不得接近，亦不敢贸然接近。但正是这种主要由我们双方拘谨心理营造成的并不自然的情况，反倒使我们彼此暗暗产生了最初的好感。因为那种拘谨心理，最是特定年代中一代人的特定心理。一种荒谬的道德原则规范了的行为。如果我对她表现得过于主动亲近，她则大有可能猜疑我“居心不良”。如果她对我表现得过于主动亲近，我则大有可能视她为一个轻浮的姑娘。其实我们都想接近、想交谈、想彼此了解。

    世上之事，常属是非。人心倾向，便有善恶。善恶既分，则心有爱憎。爱憎分明之于人而言，实乃第一坦荡，第一潇洒，第一自然之品格。

    爱憎分明实在不是我们人类行为和观念的高级标准。只不过是低级的最起码的标准。但一切高尚包括一切所谓正义，难道不是构建在我们人类德行和品格的这第一奠基石上吗？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