们，大音乐家李斯特将为他们演奏钢琴曲，但有一个条件，需熄烛听之。黑暗中，钢琴声将所有的人都陶醉了。琴声止，掌声起。乔治·桑挽着李斯特持蜡烛走至钢琴旁。这时人们才发现，演奏者原来并非李斯特，而是一个陌生的年轻人。持在法国女作家手中的蜡烛，照亮了未来的大音乐家的脸。

    李斯特说：“这位年轻人演奏得好极了！我非常羡佩他的音乐天才！”

    也许是虚构。但是真美好！美好的乔治·桑！美好的李斯特！当时眼望着银幕，我流泪了。从此喜爱乔治·桑的作品，喜爱李斯特的乐曲，尤胜喜爱别的作品和别的乐曲。乔治·桑与肖邦的爱情，对我来说，也成为容不得什么人的什么文字非议的爱情了……

    到了年龄，小伙子们总希望某一个姑娘不再是自己的“知青姊妹”，而成为自己的妻子。这是任谁也没办法阻止的。只有互相不被吸引的青年男女之间才有所谓纯粹的友谊。这是一条关于男人和女人的定律。伪君子们才企图证明这条定律是错误的。

    谁动用过卑下的心术，淮就将得到等量的报应。动用没动用心术，这是该不该原谅的界线。

    研究起来，年轻人的爱出风头，大抵是因为姑娘们的存在。正如不见雌孔雀，也末受什么鲜艳色彩的刺激，雄孔雀是懒得歼屏的。只有小伙子们在一起的时候，连最爱出风头的小伙子，也没多大兴致出风头。反之，只有姑娘们在一起的时候，连最爱打扮的姑娘，也没多大兴致打扮自己。出风头实在是小伙子们为姑娘们“打扮”自己的特殊方式。

    无论是什么人，说了我不赞同的话，无论什么场面下，我也会起而反驳，全然不计后果。这是我本性中的另一面。与我的爱出风头，相得益彰，互为衬映，显现出一个性情中的真我来。

    如今已经三十六岁，爱出风头的年龄早已过去了，与多情的年龄一块儿过去了。从个人的教训中，从别的爱出风头者们的庸俗中，体会到了这种庸俗实实在在是对一个人自己的莫大损害，也就学会了一点自尊。人既从自己的教训中发现自己的劣点，也会从别人的庸俗中总结出自己应当如何做人的原则。不惑之年仍大惑不悟，好比女人的更年期无限延长。那是怪不幸的。

    试想这“坏人”的罪名，对于好人来说，是作践到家了。它太容易使人猜测到道德败坏，腐化堕落，以及与女人乱搞关系一类事情上去。而且又是自己无法向别人申冤的。

    黑色幽默之戏剧之文学，在中国人的生活中蕴含着大量大量的素材与启示，却怎么在外国异军突起了呢？不是中国作家和戏剧家们的一大遗憾吗？这些人，这些事，渐渐使我意识到，复旦是不能满足我强烈的求知欲的。它可以给予我的只能是另外一类东西：入党，理想的分配去向，政治垫脚石。想要多少块，它可以给你多少块！但需要等量的“实际行动”去换取——在“文革”后期，几乎所有的大学都这样。

    出卖自己也总需要点勇气。彻底出卖自己则需要大的勇气。

    无所畏惧——其实是一种自我感觉。因为我深知、言行不慎、我是会比以前任何一次都被“出卖”得更惨的。“出卖”——各种人们之间的各种“出卖”，已不复能用“品德”二宇解释，那是那一历史时期的“流行病”。如果放在特种显微镜下分析，每个最渺小的病毒，都带有那一历史时期的政治的特征。

    我们中国人的心理真是不可琢磨。我想。把女人的腿画得那么修长、那么秀美、那么迷人，涂以肉色，而将女人们的脸都画得像七八岁的小女孩的脸似的。于是夹在书中，压在玻璃板下，时时“欣赏”，便心安理得了。仿佛“欣赏”的是小女孩，非属女人了。

    都是女人的大腿，我想，倘将“白毛女”的头换成一个外国女郎的头，恐怕那一排年历卡就该属于“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