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则干脆不把它当成怎么回事儿。所谓一报还一报。最大了不起，同归于尽而已。我吸烟是因为我根本戒不了烟。我写作像我吸烟一样。文字尼古丁早巳“毒害”了我，溶人我的血液，形成某种异常的体质平衡。某些人戒了烟反而促死。停止写作我也等于缓慢自杀。

    对于小说家而言，他的生命便是一页永远写不满字的稿纸。故他们的生命只能了断在逗号或删节号上。大抵如此。这对他们都是没奈何的也几乎都是甘愿的选挥。

    在中国，一切被谓之为“好人”的人，十之八九都是自己将“自我”活生生扼杀了的人。更令人沮丧的问题在于，倘我们做一个绝顶的“怪人”、“恶人”，现实便肯还给我们好点儿的自我了吗？倘我们拒人于千里之外，情形便会好了一些吗？倘我们囚自己于方寸之中，个性的自由反而会更大了一些吗？我不信。故我常在委屈自己的境况下体验人生，默默地认同那一种畸形的“自我”恐怕便是命中注定的属于梁晓声名下的“自我”。

    西方人见面时，从来不问“你吃饭了吗？”

    中国人极少有为了维护自我而大声说——“不！”的。正如中国人即使在厕所里见了面也要问“吃了没有？”

    每个人最经常承担的负荷其实是他的性格所造成的负荷。

    然而不被污染是根本不可能的。我们每个人不论男女迟早总是要被污染的，迟早而已，程度不同而已。我们逃脱不了，我们每一个人。人类的一切美好都是人类为之。人类的一切丑恶亦都是人类为之。物质世界仅只能污染我们的物质机体。我们自己为之的丑恶才污染我们的灵魂。事实上当我们向人世告别之时没有一个人的灵魂完美如韧。事实上所谓高尚的灵魂可能正是那些被污染最严重被侵蚀最严重的灵魂。区别在于它可以被污染可以被侵蚀但不可以被改变原本的形状。除非彻底打碎它。区别仅在于此，仅在于此……

    上海人是很精明的。上海人的精明，是一种互相亲亲昵昵的精明。这一种亲呢而精明的人际关系，使上海人在交往中互不吃亏又互利。上海的历史，训练上海人以这样一种精明。它并不讨嫌。然而它也不很可靠。上海人习惯于这一点，适应于这一点，甚可能都还有些自我欣赏。

    广州人也是很精明的。广州人的精明是一种互相心照不宣的精明。在这一种关系中，他们检验自己是不是最精明的同时也似乎检验了别人是不是个大傻瓜。上海人因普遍的精明，可能就很尊重厚道。广州人因都太想成为最精明的人，可能就轻蔑厚道吧？广州人倘与老奸巨滑的外地人打交道，一旦吃亏，也许正在于轻蔑厚道这一点上。人一跋不太将自己轻蔑的对手视为对手。广州人，警惕老奸巨滑的外地人在这一点上钻你们的空子哇！

    我真心希望文坛安定、团结、和睦。我认为维护这一点是每一位作家的己任之一。我本着这样的原则，在作家朋友们之间不止一次尽过自己的微小义务。有的人，总盼着文坛出点什么事儿，他们认为出了点什么事儿的时候，他们就高兴得要命。他们就幸灾乐祸之极。长期不出点什么事，他们就感到寂寞无聊，感到空虚，他们就勾勾搭搭的，搬弄些个是非，传播些个飞短流长。人为挑唆和制造些矛盾、纠纷。

    他们大抵是些长期混迹于文坛而又并不致力于文学创作的人。我对他们厌恶透了！

    有些政治家好比是这样一类大书——一部部极其厚重的“经典”。

    至于我们这些人，不过是些和电影有关的人。电影不是中国的大事。目前尤其显得不是。怎样强调都不是。怎样描绘它是，想象它是，归根到底它还是不是。某些情况之下，它甚至的，往往的，只不过是和我们这些人的名利相关之事。甚至，只不过是我们的“(口敢)饭之道”罢了。

    历史对于一个民族的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