况之下被逼的。

    今天之中国人，大可不必对此反思什么。

    值得深刻反思的，同样仍是美国。

    当中国人坐在电影院内，从新闻记录片中看到赫鲁晓夫与尼克松相互拥抱的镜头，心理是极其复杂的。

    几乎所有的中国人都曾如此想过——我们的国家在这个世界上是多么的孤立无援啊！于是毛泽东提出了“反帝必反修”的口号。

    于是毛泽东向全世界发出呼吁：“亚非拉美人民团结起来，打倒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

    被迫的“反帝”，已然使中国和中国人民不得不面对美国这样强盛的敌人摆出“一决雌雄”的姿态了，附加了“反修”的国际使命以后，中国及中国人民简直等于左右受敌背水一战了。

    亚非拉美某些国家当然是愿意与中国人民团结一致打倒“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但他们首先向中国伸出双手要求援助。

    中国及中国人民，不得不在物质十分匮乏的年代里，勒紧腰带，过省吃俭用到极点的生活，履行援助的义务。

    此时的毛泽东，内心里未必就半点儿没有敌我悬殊，势单力薄之感。

    但是他作为中国共产党和全中国人民的领袖，又必须在全世界面前表现出大无畏的英雄气概。

    他是中国惟一必须如此的人。

    他是中国惟一没有理由没有权力动摇信念的人。

    因为他已经在充当着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精神之父了。

    因为他已经被亚非拉美不少国家和它们的人民尊祟为世界上立场最坚定不移的伟大的“反美斗士”了。

    中国人今天可以从多方面指摘毛泽东，但却应该衷心感激他当年为中国和中国人民肩负世界性压力而坚挺不屈这一点。

    中国有句话——“解铃还须系铃人。”

    中美关系的凶铃，是美国系上的。杜鲁门、艾森豪威尔、肯尼迪使那铃凶响不断；尼克松解松了系那“铃”的绳扣。他的名字中的那个“松”宇，似乎意昧着是中美关系中的吉字。

    他是主动来叩中国大门的第一位美国总统。无论他被评价为一位怎样的总统，他对缓和中美关系的作用是巨大的。

    苏共对毛泽东思想中“阶级斗争一刻也不能放松”的理论的批评是对的。

    他们对中美关系中毛泽东那种极端强硬的仿佛一万年也不改变的理论的批评也是对的。

    但这种批评似乎应该同时针对美国才公正。因为在中美关系中，在当年，首先是美国拒绝与中国“和平共处”。

    中国人中，尤其中国共产党中，有一种看法目前依然存在——那就是认为苏联的解体，完全是由于当年开始在“修正主义”的道路上滑得太远了。这是一种极端错误的看法。因为首先，指斥苏联当年为“修正主义”，已经被证明是思想理论上的简单化和庸俗化；其次，苏联的解体是三十年以后的事，直接导因非是“极端民主化”，而是一次武力扣押总统的政变；不是阶级矛盾激化的结果，丽是民族矛盾趁政变后的无政府主义状态集结势力的结果。那政变恰恰是由认为自己最“布尔什维克”的人们干的。

    在毛泽东的青年时期，一切从乡村走出来的小知识分子，如果其头脑中“危世救国”的思想真的很强烈，那么头脑中同时必然树立着某些大文人的榜样。因为中国的几乎一切“危世救国”的理论，盖总结于文人的思想。

    中国历代文人，从古自青年毛泽东的时代，盖有“傲”与“忧”两类。“傲”类的文人们，一向备受中国青年文人和青年知识分子所尊崇。因为真优必得投出心去。多数的他们其实做不到。“傲”则不费什么事儿，对时代对社会对他人，既可为姿态上的矛，亦可做心理上的盾。而且，可形可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