者而奖赏他们，它奖赏他们为的是使他们更符合它的要求，对它的圈限更不敢越雷池半步。它对质者照例是不予奖赏的。非但不予，且每以惩剑悬其头上。它欣赏他们大抵在它确感需要他们的时候。亦即我们叫作“转折”的时候。这种时候他们的叛逆和挑战的勇气及其精神，是促它嬗变的催化剂和促它“转折”的推动力。正如蛇有时需将身体夹在树叉之间完成它的蜕皮一样。没有它的那些叛逆者和桃战者，一个时代是不能从它的旧的躯壳之中摆脱出来同时获得新生的。为此它才慷慨地奖赏他们。这种奖赏往往是一次性的，是无比丰厚的。其后它不再赐惠于他们，因为它已经奖赏给了他们对人而言至关重要的千载难逢的时机，而且一并加上了明天。事实也正如此，那些在时代的“转折”关头把握住了时机，并且由此获得到了成功的人，成功将具有令人信心十足的延续性，因为他们乃是和一个新时代同时诞生的，而一个新时代的寿数，通常是按世纪来计算的。新时代需要它的推动者陆伴同行。至于那些曾被它欣赏过、青睬过甚至恩宠过的人们。或者被它留在旧皮上，或者在它完成痛苦的“转折”的时候，分担它的痛苦并和它一起擅变。它最不欣赏的也许是那样一些人们——在昨天里既不曾被它当作过典范而重视，今天对它的“转折”又麻木不仁的人。它在今天里不暗示给他们任何机会，它也不在明天里留给他们什么。它对他们无辙亦无奈，正如他们对它也是那样……匪今斯今，恒古如兹！

    我们传统的社会的综合教育，几乎可说是以限制人的“自我表现”、“自我证明”意识为己任的。溯望远久的中国历史链，可发现这一点在古典文化中尤其道貌岸然。《老子》中就一再地说些“自荐者不明”之类的话，意谓谁“自我表现”了，就不可敬也不聪明了。《礼记·中庸》中说：“莫见乎隐，莫显乎徽，故君于慎其独也。”意谓在最细小的事情方面，在独处无人的时候，也要行为规不越矩。做到怎样才算典范呢？——“天盖高，不敢不踞；地盖厚，不敢不趋。”意谓天是何等的高，可是一个楷模人物站着不敢不弯腰曲背；地是何等的厚，可是一个希望获得别人尊敬的人，不敢不小步缓行。而老子则干脆沾沾自喜地说“吾有三宝”——“三口不敢为天下先”。

    于是“文化大革命”成了我们这一代人惟一普遍获准的一次，可以理直气牡地表现自己证明自己的机会。其表现方式是演习“革命”。其证明内容是“无限忠于”。其理论基础是“造反有理”。这是整整一代人心理能量的一次性的大释放大宣泄。它耗掉了作为每一个单独的人来说，至少需用三分之一生命进行储备的那一种“自我表现”的激情。同时严重挫伤了整整一代人将这一种激情化为自我实现的冲动，此后十年内他们只能听凭时代的摆布。

    一个国家，尤其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若想在经济上迅速发展起来，社会成员的职业分工应是这样的——每—千人中，最多有十个官员就够了，其中包括既是某一方面专家又是官员的人。应有二百名左右国家重点企业的工人。应有三百名左右非国家性质的中小企业的工人。应有四百名左右依靠个体职业能够丰衣足食的人。其他属于医生、律师、教育工作者……

    今天的中国人毕竟都恢复了寻找时机的本能，但时机注定不属于以下两种人：一种人企望着某一天早晨醒来，时代像宠爱自己的阿姨一样，将自己轻轻抱起来，让自己骑在时代的颈上招摇过商……

    一种人企望着某一天早晨醒来，以什么听来正当的名义，将原先和自己一样，而如今和自己不大一样的成功了的人打翻在地……

    我的同代人啊，我的兄弟姐妹，我愿你我他她之中，第一种人少一些再少一些。我愿你我他她之中，第二种人少一些更少一些！

    对于犯了过失罪的人，与那些流氓歹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