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就足够维持他们的心灵的需要了。

    他们是中国当代最有活动能量，最策划组密，最胆大心细的一批“灰色收入”者。

    在当今世界上，以往十几年来，中国也许是为“灰色收入”者们留有最多隙机可起的国家之一。目前可能仍是这样的国家之一。

    许许多多的中国人都是有“灰色收入”的。这乃是中国的一个公开的秘密。有些是合法的，有些是合理的。有些是合理不合法的。有些是合法不合理的。有些是不合法也不合理的。

    他们的存在，与腐败有着休戚与共的关系。腐败借助于他们的“有偿服务”更加腐败。而他们本身的存在即意味着是腐败的催发酵母。好比霉菌与脚气病的关系。

    因而他们又常感自己们才是本时代的孤儿。

    他们是一些不太需要教化也挺“爱国”的“爱国主义者”。

    金钱在他们身上发挥了“功德圆满”的影响。

    而这不能不说也算是金钱作用好的一面。

    那些非是凭着权势背景，非是凭着稍纵即逝的机遇，更非是凭着“灰色潜能”聚敛起了“灰色财富”——而是顾顾所所，筚路蓝缕，百折不挠，坚忍挺进地加入了中国资产者阶层的人们。

    我对他们一向是怀有大的敬意的。

    他们，只有他们才是，而且最应该是“改革开放”这巨大产床上接生下来的健美婴儿。他们中不少人，十余年间，已由婴儿成长为“英俊少年”了。

    在我们中国，对于凭着权势背景“先富起来”的些个人，我一向是持批判态度的。只不过这一种批判态度，目前已变得由尖锐而温和，由激烈而含蓄，由毫不动摇而左摆右晃了。因为正如我前边谈到的，中国有中国的国情。爷父为官，儿孙得利，这是中国古往今来的规律。这规律产生的基础乃是封建法权的系统构架及其残余支柱。民主政体不至，此规律难破。某些共产党人的自我约制，虽堪称典范堪成楷模，毕竟的只不过是个人助道德完成。并不能改变规律仍以规律的惯力导致现象的存在。因而存在的从规律性上去认识，几乎是合理的。人不可能要求物体在自然光下没有影子。不可能要求海鱼没有海腥味儿。

    他们最终成了中国资产者中的一员，大抵靠的是白手起家，渐渐从小本生意发展壮大的曲折过程。他们中相当一部分人，原本不过是些普通的工人、农民、脱去军装复员的下级军人，甚至是一些失业者，某一个时期内几乎途穷末路的人。他们的成功非是“运交华盖”的结果，而是与命运抗争的结果。

    他们的产生和存在，使中国的“改革开放”不至于变得像是一部仅仅由式的喜剧和《钦差大臣》式的讽刺剧“编辑”成的，充满了“拍案惊奇”情节的通俗又肤浅的畅销小说，而具有了一些应该具有的凝重感、庄重性，以及令人欣慰的乐观。

    否则，“使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句话，则便不过是对某些靠权势背景，靠“灰色潜能”，靠闪烁着戏剧色彩的“幸运的雨点儿”而发迹的人的陈旧故事的“内容提要”罢了。

    他们的产生带有空前活跃的原发性。

    他们的存在证明了时代即是他们的阳光，即是他们的水分，即是他们的土壤，只要归还这样的一个时代给他们，对于他们就足够了。他们并不需要比别人更多的、另外的，在他们看来是非分的东西。只要给了他们起码的条件，他们就能靠自己的奋斗获得成功。

    在中国的许多城市，许多乡镇，许多农村，他们发展个人财富的作为有声有色，方兴未艾。

    一个国家一个时代，“缔造”了十个指头数两遍就数得过来的些个“富豪”，实在汲什么特别值得夸耀的。

    所有的国家所有的时代在这一点上几乎都是相似的。一批穷人的命运的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