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美貌为赌码或为本钱，与有钱的男人或富商进行交易并且获利巨大的世相中，我们也是很难用非此即彼的对错人生观来加以区别的。这一种世相的越来越“普及”的存在，将使我们的评说越来越陷入迷悯和尴尬。

    我们世人克服和战胜羞耻感的最传统也是最明智的“战术”，便是将羞耻感彻底公开化。彻底公开了的羞耻不复再能作用于人。它先变得似乎合情合理，在人判断世相的低级观念中获得认可；后变得习以为常，在人评论世相的高级逻辑中达到近于天衣无缝的、普遍世人的心理接受起来不太别扭的完善。

    对于我们世人而言，那旬真理般的隽语也许大错特错了。它说人的“自我”和外界影响的关系是“我思故我在”。而实际情况却是“我欲故我在”。

    原来人类那最隐秘的隐私是——丧失掉我们本能的羞耻心这一种企图由来已久。它蛰伏在我们古老的意识里，始终打算在寻找到最“正当的理由”以后进行最彻底的伦理原则方面的反叛。我们的一部分同类，一向在伺机发动对我们自身意识的“最后一役”。丽缺少的又只不过是“正当的理由”。在这一种理由没被寻找到以前，我们的一部分同类百千年来“孜孜不倦”地创造着它。

    我们的一部分同类，似乎相信只有彻底弃拒了羞耻心，人类才能更现代、更进步、更文明。而我们的另一部分同类，却由衷地呵护着自己羞耻心的存在。认为只有与之共存，才能更现代、更进步、更文明。人类的伦理原则，夹在这两种相互对峙，分歧越来越巨大的意识营垒之间，日渐显出依从两难的巡航性和危机性。

    人类文化的艺术的成果，不像那位女士所轻蔑地谈论得那么没有价值。

    如果有一天我们面临着这样的抉择——要么省下我们的一部分面包，捐出我们的一部分积蓄，要么我们将失去我们继承着、欣赏着，精神得以享受到过的一切艺术，不，何须一切，只需一类，或音乐，或美术，或文学——我想，从老者到儿童，不分国际的千千万万的地球人，都会甘愿地奉献出我们的一部分面包，以及慷慨解囊。股市上任何一种迅涨的股票，都不可能吸引比那更多的人。

    在中国新生的资产者阶层中，这样一些不可等闲视之的女人是的的确确存在着的。她们一旦成了有钱的“富婆”或“富姐”、“款妹”，便社会能量尤其非凡起来。她们的通讯录上，大抵都有几位在必要之时足以庇护她们的官员的红线电话号码。她们提起某些我们非常熟悉的官员们的秘书，口吻亲呢，像提起关系很“铁”的“哥们儿”。

    我之所以对她们格外地评说了一番，并不因她们实际占有金钱的数量，甚至也不是她们聚敛个人资本的独特的方式方法。而是她们竟那么自以为豪地宣布为荣耀的“理论”与逻辑。对于我，她们的存在本是不太值得关注、分析和评说的。但她们的“理论”与逻辑，对我们社会的伦理原则的冲击和颠覆，以及对我们普遍人的意识质量和价格观念的影响、轻蔑，才是引起我郑重对待的原因。

    当我们即将结束这第一章，亦即对中国资产者阶层的冗长的分析时，我们不应该忘记提及那样一些人——他们是：

    不但自己靠筚路蓝缕的创业精神和诚实可敬的脑体力劳动富起来了，而且带动一方人们脱贫的人。他们热心于公益事业、慈善事业、社会福利事业。并且，是怀着某种良知支持以上事业的。

    他们身上所体现出的，是“中国特色”最值得称道的方面。

    他们使他们所筋身于的这一个中国的新生阶层，在质量上多多少少有了一些“仁”的意味。

    还有那些抓住了机遇，主要靠自己的知识成果或一技之长成为“老板”的知识分子。他们中不乏年轻有为者。他们不见得因自身是知识分子，便一定会从“仁”的方面“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