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方面与他人平等的“社会地位”就足够了。而所谓“社会地位”，又当然是与经济地位发生密切联系的。财经济地位处于社会最低水准的一切人们来说，再高的所谓“政治地位”都意味着是幻田和幻得的荣耀。

    在二十一世纪，不管任何国家，对任何一个头脑正常的人而言，以上观点都应是一种“思想进步”的共识。反之便是反进步的。于民众方面是不可救药的愚民意识。于执政阶层则意味着是愚民统治。

    中国工人目前所面临的“下岗”问题失业问题，不但关乎他们本人之命运，直接地、密切地关乎着他们的父母，亦即中国最早一代工人的晚景生活的起码质量，也直接地、密切地关乎着他们的独生子女的身体和心理能否健康成长。

    经济基础充当媒婆，比任何戏剧和小说里的媒婆，甚至比里那位聪明绝顶又古道衷肠的小红娘更有成功的把握。

    平民的女儿们，几乎不可能有所谓爱情的自由。如果她们出落得美貌，则她们必意昧着是家庭惟一有希望中头彩的“黄金证券”。同时，有权势、有地位、经济基础较优越的男人们，也必跃跃逐色，从四面八方包围她们，取悦她们。十之八九的她们原本对爱的纯真，最终都将发生擅变，大量地掺人非爱的因素。

    中国古时有这样—句话——“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员”。“三百六十”尽管是一种形容，但足见中国在商业发达的世纪，确曾有过百业兴旺的局面。建国以后，渐渐的，百业之中除了工业，就只剩“八大员”了。多也多不到十几“大员”去。百业萎缩若此，不能不说是一种经济倒退。按照当年中国领导人们头脑中的“社会主义”模式，再给中国一百年的时间，也是难以建立起雄厚坚实的经济基础的。

    社会本身呈现出的逻辑几乎总是更富有人情味儿一些的——凡以平民阶层为主的地方，哪怕一个被打上了灰色政治印迹的中小知识分子，不久以后也会欣然自慰地发现，他们被政治所涂改所扭曲的命运，实际上受着大部分平民群众的同情。有时甚至受到暗中呵护。而凡有中小知识分子成分渗入的平民阶层，只要那一种中小知识分子的成分还能较正常地、多多少少地体现出其优点，那一部分平民群众的平民阶层的俗点甚至劣点，似乎便寻找到了克服的“样板”。

    中小知识分子与平民阶层的关系，就我看来，实在是一种几乎天然的，珠与蚌的关系。在目前地球上一切国家中，除了平民阶层，再无其它的任何阶层，更加适合中小知识分子能够充分自尊地生存着。

    中小知识分子若自成一个群体，更是较难以其乐融融地长久相处。猴子和猴子在一起，各自体现得最充分的是猴性。而且往往是猴性狡劣的一面。当海滩上只有海豹的时候，互斗就会在海豹群中展开。只有当露出海面的鲨鱼的鳍向它们冲过去的时候，集体的恐惧才代替了激烈的互斗。

    领导一批工人只要权威加义气就够了。

    领导一批农民只要权威加恩惠就够了。

    领导一批“高级”的、“大”的知识分子，只要权威加一丁丁点儿敬意就够了。在许多情况下，甚至无需权威只要权力就够了。在中国尤其如此。

    但若领导一批中小知识分子，则不但要有传统的权威和威力，不但要加上义气和恩惠，还要加上高明的艺术性。

    领导一批中小知识分子，好比凝聚一个江湖马戏班子。江湖马戏班主们，通常自己便是一流的杂耍艺人。他们驯兽和斡旋于人的才干往往都是出色的。

    中小知识分子的知识“等级”及社会地位，决定了他们大抵具有较为敏感的自尊。他们接近着“无产”，自尊似乎便成了他们较为主要的一宗“不动产”。伤害了他们的自尊，等于将他们掠夺为赤贫者一样。谁若讥他们为“大知识分子”，是最严重的自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