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的将土地看成母亲的却是农民。在农民心目中，土地不惟是母亲，还是妻子、情人和与自己有血脉关系的神圣事物。

    “公社化”实际上使农民变成了农村的“无产者”。

    农民不可能在耕种不属于自己的土地时获得什么真正的劳动的偷快。

    “公社化”以后农民们在田间相互比赛的劳动热忱，以及在地头休息时的愉快情形，其实都只不过是人为煽动的热忱和即兴一时的愉快。秋收以后，当大批的粮食被收缴，农民们仅仅剩下口粮时，他们的失落感是难以形容的。

    而中国需要的是靠务农富起来的典型，靠务农富起来的样板。起码，需要一大批这样的农村的实践进行无可辩驳的说明——靠务农也同样是能够富起来的。

    任何一种伤害性的“政府行为”，哪怕由最低一级的政府部门不负责任地干了，其对农民们的心理伤害和情绪伤害，都必将超出那一行为本身，降低中国农民对国家的信任程度。

    工业总产值将越来越超过农业总产值，农业人口却将几乎永远占全国总人口半数以上，而且几乎寻找不到使农业人口大批地“变”为非农业人口的途径，这在整个二十一世纪，都将成为前提注定了的“中国特色”。

    中国是目前世界上进行权钱交易的最大市场。也是最容易将这一种遭世人普遍唾弃并深恶痛绝的勾当“变通”为“合法”行业的国家。

    一个官员的腐败是腐败。

    一些官员的合伙腐败是“集体腐败”。

    如果共产党内的某些官员“资产阶级”化了，其实并不多么可怕。真的“资产阶级”化了，贪婪性反而小了。可怕的是，大多数官员，并不能因为是官员，便真的“资产阶级”化起来。不能不等于不想。想而企图实现，又畏于党纪国法，于是手段和方式，便转入暗中。既转入地下，便具有隐蔽性。隐蔽性蔓延，就结为权钱交易的种种关系网。

    在中国，在当代，你有时“一不小心”就会面对一个“黑社会”气味几十足的人物。他们的共性是——第一极其有钱；第二与许多官员包括地方乃至北京的高官保持密切关系，他们提起官们的子女，惯称小名，如叫自己的弟弟妹妹；第三他们与当地司法官员情同手足，他们的私车甚至配有警牌警灯；第四他们有官方封赐的种种荣誉；第五他们甚至还有地方政治身份；第六，倘他们夸夸其谈他们的“成功之路”时，稍有头脑的人必能听出种种可疑之点……

    世界正在越来越文明。越来越文明的世界认为——社会应该越来越透明，社会应该尽量公开化。社会对任何人，任何阶层来说，都应该是“这一个”。而且应该是惟一的“这一个”。因为一个政极不可以同时统治两种社会(对香港的“一国两制”另当别论)。“这一个”社会若是平面的，则大家都应生存在乎面上；若是立体的，则大家都应生存在立体中。社会可以多元化，可以复杂化；但不可以明暗化，不可以表里不一。因为生存在明处的，不可能对暗处的勾当和关系形态永远一无所知；生存在表象中的，也不可能对生存在背面的，或曰表象之下的，亦即“第二社会”的内容永远不闻不见。

    人类社会的发展和进步更像一节弹簧——一节被以不均匀的力拉松的弹簧。那不均匀的力，对于某一国家而言，有时是世界的大经济背景，有时是本国的政治风云，有时甚至纯粹是全球性的自然灾难。于是弧旋变形。拉力越大，旋角越小，弧度越陡。

    人类社会这一漫长“旋梯”，处处呈现此种变形现象。于是迈进越艰。有时人只靠双腿不行了，还须伸出双手攀抓。

    中国的“翅膀”虽然张开了，但实际上它并没有腾空而起追风逐云。

    它只不过刚刚冲飞到了比电视塔高不了多少的高度。这个高度只不过是鸟的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