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念出来听的（说应该，因为有时候事实并不如此，如靠后的文言就是）。但是从另一个角度看，也未尝不可以说，书面语言是有声语言的补救力量，因为，在没有录音设备的时代，有声语言是一言既出，驷马难追，想保存，就不能不靠长寿的书面语言（时间过长就只能保存意义，难于原样保存声音）。两者的关系就是这样难解难分。但是既然各立门户，它们的内容就必致有所不同。不同程度的深浅主要决定于文字的性质，如英语是拼音的，不同的程度浅；汉字不是拼音的，不同的程度深（更多地表现在文言方面）。就汉语说，重要的不同是，有声语言缺少凝固性，它既随着不同的时间变（如韩愈学司马迁，却一定不全懂司马迁的口语），又随着不同的空间变（如河北人一定不全懂江南人的口语）；书面语言就不然，而是有相当的凝固性，就是说，可以不很受时间空间的影响，因而十九世纪生在广东的康有为，同样可以看懂纪元前陕西人写的《史记》。凝固性是不是优越性？很难说，如不很受时间空间的限制，好，但它同口语脱节，于是就必致脱离群众，这就不能不说是缺点了。此外，两种语言还会有这样那样的不同点，这里只举一种，是关于各用其所长的。有声语言用声音表意，它就可以借声音的高低、长短、韵味等来表现不同的意义和情调。举个突出的例，看演出，台下喊“好”，声音短促是正面的，拉长就会成为反面的，所谓“倒好”，这用文字就不容易表现出来。又如说“他行，不用找我”，如果“他”字说得特别重，意思就和字面相反，这用文字也难于表现出来。但书面语言也有它自己的优越性，是可以利用形状数量的大大超过音节数量，做到分工较细。如“越剧”和“粤剧”，“有益”和“友谊”，文字分得清清楚楚，有声语言就合二为一，不靠上下文来帮忙就分不清。我们研究语言，因为目的不同，范围不同，对于声音和文字，有时要兼顾，而常常是有所偏重。这本书研讨文言和白话，是不得不更退一步，撇开有声语言不管，只对付书面的。

    这样限定范围，有几种理由。其一，最明显的，简直像是不成理由的理由，是标题的意义。文言不用说，早的从甲骨文、金文起，晚的到章太炎、王国维等人的笔下止，都是书面上的；而且，至少从秦汉起，所有写出来的都是同口语分道扬镳的。白话呢，顾名思义，应该同于有声语言，可是我们所能看到的是写下来的文字，如宋朝称为“话本”的，是“写在本子上”的口说的故事；称为“语录”的，是“录下来”的口语；总之都成了书面语言。这种书面语言是否可以看作有声语言的写照？也许可以，或者大致可以，不过无论如何，我们总不能由它推知有声语言的确切情况，就是说，难于知道说话人的话，比如赵州和尚、朱文公等的话，究竟是什么韵味。有声语言鞭长莫及，我们只好安于在“书面”上作文章。白话不能离开书面的情况，到近年就更为明显。“五四”时期的文学革命，举出白话以反对文言，用意是不再用文言写，而改用白话“写”，写出来的称为“白话文”，后来有些人称为“语体文”，总之都是“文”，所以也是指书面上的。其二，这本书想研讨的事物是“文献”，无论文言还是白话，都是图书馆里能够找到的，所以不能不是书面上的。其三，有声语言的演变史客观存在，其情况，由书面语言可以推知一点点，如古无轻唇音，就是有学术价值的发现。可是把这类发现加在一起，我们终于不能推知，读第一篇《关雎》，孔子的声音究竟是什么样子；到不同的地域，如吴越，不同的时间，如汉初，究竟有什么变化。这方面的问题太复杂，太专门，不是研究古音的人不容易入手；还有，即使有所得，一般人也苦于没有兴趣，用不上。其四，还有近于实用主义的理由是，有声语言的演变如水之就下，非人力所能左右；书面语言就不然，而是人多多少少可以有点自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