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时是可能的（小说、戏剧的对话意在传真，不要求简洁有序，是另一回事）。但可能不等于现实；看“五四”以来的现实，书面语是经常同口语有或大或小的距离的（有意扭扭捏捏的那些是文病，不算）。不过这终归是“白话”文或“语体”文，只听不看还是能懂。不一致而能听懂，是因为它和口语属于同一个词汇句法系统，只是在口语的基础上加点工，是口语的净化，或说是同净化的口语一致。同净化的口语一致是一对一的一致，加工的结果也无妨说是一致，是基本上一致。文白不分家的一致是大量的基本上一致加少量的一对一的一致。这一致的优越性是只听不看能懂。文言就没有这样的优越性，因为它和口语用的不是同一个词汇句法系统。文白不一致的害处，“五四”时期鼓吹文学革命的文章说了很多。这里可以总的说一下，是口语和书面语可以用一套，应该用一套，可是用了两套，自然是不经济，会带来许多不必要的麻烦。

    4.2.2大过是脱离群众

    文言脱离口语，自成一套，难学，因而学会能读的人不能不是少数，会而能写的当然更少。关于文言难学，旧时代记载不多，因为流传下来的文献都是学会了的人写的。但是我们翻翻各朝正史的选举志，就可以发现不少蛛丝马迹。公私有各种形式的学校，而培养出来能够取得秀才、明经等头衔的是极少数，推想绝大多数是半途而废了。近代情况是一些年高的人还看见的，低的有学塾，高的有书院，学的人不少，从赵钱孙李而《四书》《五经》，十年寒窗，学会而能用的究竟有多少？这由《笑林广记》一类书里可以透露一点实况，是读和写，经常闹笑话。绝大多数人不学，少数人学而不能学会，于是这书面语言就只能活在极少数文人的群里，想一想，这损失是如何大。两千多年来的情况就是这样，文言同广大的人民群众几乎不发生关系，人民群众不学它，不用它，当然也就不知道重视它。自然，在旧时代，多数人失学，责任不当完全由文言负。不过，假使它不脱离口语，它就不会这样难学，能够利用它的人就会多得多。利用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读”。我们都承认，有大量的文言作品值得欣赏，可是看看近代的文人以外的识字的人民群众，他们大多读的是之类，而不是《史记》《文选》之类，原因很简单，是白话容易学，容易懂，文言难，学不会。再说另一方面的“写”。因为风气是，除了俗文学作品之外，表情达意要用文言，人民大众就只好不拿笔。总之，文言虽然也是交流情意的工具，可是它的交流范围有限，是流而不能通畅。这缺点是由文言本身来的，责任当然要由文言承担。

    4.2.3阻碍白话作品成长

    文言形成以后，独占了书面语的阵地，白话作品想出头，争一席地，就困难了。原因主要是四个。其一，人睁眼看的是文言，拿笔写的是文言，日久天长就会不加思索地认为，书面语就是这样，不这样的就不是书面语。其二，文言是流行在上层人群里的，有别于街谈巷语，这“别”包括很多内容，可是人看到的却经常是雅不雅。文言雅，这就有了强制力，使绝大多数人拿起笔就不得不之乎者也。其三，文言把大部分有学识的人吸引过去，结果是肯用白话写的人不只量少，而且常常是学识也不够，写出好作品的可能性就比较小了。其四，即使写出一些，在文言雅的风气之下，也不会受到应有的赏识，因而也就难于取得保存的机会。两千年来的文献资料可以清楚地说明以上几种情况。隋统一以前，成篇的白话作品像是只有两类，一是谣谚，因为要传俗，所以用白话写，二是文人的游戏之作，如王褒《僮约》之类，总之是稀如星凤。从唐朝起出现了变文，那是和尚俗讲的产物，就是说，是进口货，本土的文人大概不会重视，可是人民群众喜欢，就有了市场。又一种是语录，是记录禅宗和尚的机锋的，也应该算进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