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买的办法能够顺利实施。这些是具体措施方面的事，可以不多谈。

    就个人说，中间的路是可以学，可以不学。决定学不学的标准仍是上一段指出的：要看有没有必要，有必要，非学不可；没有必要，可以不学，但是如果有兴趣，那就也非学不可。这样做，整个国家和个人，由实行和收获两方面看，就有了大差别：整个国家是两全，个人是走一极端。不过总的精神是一致的，都是：学，有机会；不学，有自由。

    10.2.1不同的要求

    既然有人要学，就不能不考虑怎样学的问题。怎样学，决定于怎样要求。比如要求的是精通，像清朝许多汉学家那样，学就要通过严格训练，既要博，又要精。次一些的是各种与文言有关的专业，至少博的要求可以差一些，读书无妨取近舍远。在目前，绝大多数人学文言，要求更低，是想利用文言这个工具，读一些值得现代人读的文言典籍，吸收或欣赏其中的一些优秀成分，以便提高文化教养。这样要求，学，程度方面就只是一般，比如读《尚书》，大多不理解，读《史记》，参考今人注，十之九理解，读，没有注，也十之九理解；范围方面可以任意，比如对史书有兴趣就多读一些，对经书没兴趣就几乎不摸。这样学虽然近于玩票，其实也就够了，因为我们制定任何措施，都不能不考虑客观条件容许的可能性，何况这半瓶醋的程度，无论对国家还是对个人，都有不很小的好处。

    10.2.2以熟为本

    有人说，就是这低之又低的愿望，想实现也很不容易。理由不只一个，如文言是另一种语言，很难学；事实是好多人学了（如中学生），而学会并感到有用的人非常少。前一个理由，如果我们不同意，还有辩论的余地，后一个似乎就只能承认。前后两个相加，显然就可证，学会文言确不是轻易的事。不轻易，与社会环境有关系，因为就绝大多数人说，是可以不用；不用，学的动力自然就容易枯竭。这样的人，照上面提到的二分法，应该放在不学的一边，可以不论。问题是有些人在学，甚至愿意学，也不能如愿以偿，是为什么？我想，方法合适不合适恐怕有大关系。

    学文言，过去几乎都是用传统的办法，多读，以熟求通；甚至由浅入深的原则也不大管，如开头“人之初，性本善”，其微言大义是连大儒也感到深奥的。可是这样随着旧格调吟诵，有不少人渐渐也就会了。这方法，就是晚到鲁迅先生弟兄也仍在用。他们是白日在三味书屋，随着老师读，放了学，杂览，读得更多。学通了，用的只是一个处方，多读。这很费时间，很费力量。有没有省时省力的近路？近年有不少人设想，有近路，办法是以知为本。所谓知，是了解文言的词汇和句法的规律，以纲统目，一通百通。这想得很好，如果真能行之有效，那就更好。但是这条路像是并不平坦。如所谓规律，即使大家都认为正确，也总是烦琐的，枯燥的，记住，尤其搞清楚，很不容易。还有更严重的，是规律都是概括的，而面对的词句总是具体的，以概括绳具体，就会苦于鞋太大，脚太小，沾不上边。这表现为现实就是，读过一篇，可以用规律的术语说得清清楚楚，如某字是词类活用，某词组是宾语提前，等等，可是翻开另一篇，常常感到茫然。这是因为只记了术语，而没有熟悉文言的表达习惯；而某词某句在某处表达什么意义，是由表达习惯决定的。这表达习惯，用《荀子》的话说是“约定俗成”。约定，是大家都点了头；俗成，是都这样用惯了就通了。约定俗成，就所以这样约而不那样约说，与规律或理有关；但理所管是大概，至于具体，那就有习惯的自由。比如说“喝酒”“买酒”，合于“动——宾”的理，但也可以说“醉酒”，这是凭的习惯的自由。习惯决定意义，因而想确切理解词句的意义，就不能不通晓习惯。想通晓习惯，显然，除熟之外没有别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