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国际贸易为喻，文言对白话是出口多进口少，白话对文言是出口少进口多。这当然有原因，是用文言写的人，一般认为白话是俚俗的；用白话写的人，有不少也会文言，或者由于需要，或者由于不知不觉，笔下很容易出现文言手法。用惯文言的士大夫间或用白话，个别的，情况千差万别；一般的，我想到的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作诗（主要是模仿乐府民歌），作词（主要是早期），用一些白话或比较通俗的文。因为这类文体来自民间，所以严格讲，这样用白话，是保留而不是吸收。另一种是明朝晚期的公安派以及受它影响的李渔、金圣叹、郑燮等，因为主张并表示行文要直写胸臆，所以文言里有时夹杂一些白话。这样的白话是宴席上的小菜性质，虽然上了席面，地位却并不高。至于相反的一面，文言给白话的影响，那就大多了。随便举一些例。一种是白话里夹用一些文言说法。如第一折张君瑞上场的道白，当然是用白话，可是里面夹用了“本贯西洛人也”，“小生书剑飘零”，“萤窗雪案，刮垢磨光”，“何日得遂大志”，这是白中藏着一些文诌诌。另一种是白话里用力玩弄文言的花样。如《破魔变文》用了大量的骈俪：

    伏愿长悬舜日，永保尧年，延凤邑于千秋，保龙图于万岁。伏惟我府主仆射，神资直气，岳降英灵，怀济物之深仁，蕴调元之盛业。门传阀阅，抚养黎民，惣邦数之清规，均水土之重位。自临井邑，比屋如春，皆传善政之歌，共贺升平之化。致得岁时丰稔，管境谧宁。山积粮储于川流，价卖声传于井邑。谨将称赞功德，奉用庄严我府主司徒。伏愿洪河再复，流水而绕乾坤；紫绶千年，勋业长扶社稷。次将称赞功德，谨奉庄严国母圣天公主。伏愿山南朱桂，不变四时；岭北寒梅，一枝独秀。（王重民等编《敦煌变文集》卷四）

    还有一种是白话里大量引用文言作品（经常是诗词）。如《京本通俗小说》，《碾玉观音》，入话之前引诗词十一首；《西山一窟鬼》，开篇是一首集句词，然后举各句的出处，共引词十七首；故事当中夹用诗词以求画龙点睛，更是各体小说的常用手法。这样大量引用，当然是因为作者和读者都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够写得美，突出重点。此外，还有一种受影响更大的，是干脆用或绝大部分用浅易的文言。最典型的例是，如开头一段：

    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周末七国分争，并入于秦；及秦灭之后，楚、汉分争，又并入于汉；

    汉朝自高祖斩白蛇而起义，一统天下，后来光武中兴，传至献帝，遂分为三国。推其致乱之由，殆始于桓、灵二帝。桓帝禁锢善类，崇信宦官。及桓帝崩，灵帝即位，大将军窦武、太傅陈蕃，共相辅佐；时有宦官曹节等弄权，窦武、陈蕃谋诛之，机事不密，反为所害，中涓自此愈横。

    这虽然够不上地道文言，但作为话本系统的作品，文言的气味总是太重了。

    其五，文言大致是超方言的；白话不然，虽然大多用所谓官话，却常常不能离开方言。原因是任何人都能想到的：文言可以脱离口语而独立，独立，自然就不受口语的约束；白话不然，照口语写，作者口中的语就必致影响手中的笔。文言还没有定形的时候，方言有可能在书面语中占一席地，这我们可以从《楚辞》《尔雅》和扬雄《方言》里找到一些痕迹。定形之后，方言渗入的可能几乎没有了，文言成为各方言区的通用语，因而江苏的顾炎武才可以和山西的傅山用笔墨交往。白话照口语写，严格说，就是用官话写的话本，也不能没有一点方言的成分。但一般是量不大，或不是鹤立鸡群那样明显，可以不在话下。有比较明显的，如《金瓶梅词话》里有山东话；，对话部分用苏州话；，杂用了苏州、上海等地的话。在戏曲里，这种现象表现得更为突出，如现代的越剧、川剧等地方戏，用的都是方言，这是大家都知道的。